在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德国上诉法院，三审程序才是法律审，侧重于司法监督和统一法制的功能，二审程序则是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继续审理或“重新审理”（de novo），[18]即使如此，行使对一审裁判的监督权仍是二审程序的核心职能，即使“重新审理”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其审理对象与一审也有着本质差异。上诉裁判仍然是对当事人请求的直接回应，上诉程序的诉讼标的取决于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的不满程度，二审法院在对一审程序中形成的“审判法律关系”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就上诉人不满部分作出实体裁判。换言之，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的不满成为二审诉讼的原因事实，也成为上诉法院审判的对象，因此，德国的二审程序对于当事人在一审中已经承认的事实不允许反悔，对于在一审程序中没有提出的证据不再接受。在一审中无正当理由未提出的证据视为承认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并且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一经法庭确认不得自行推翻。[19]这与我国的“续审”程序的概念有很大差别。因此，二审裁判文书必须围绕对一审裁判正确性的评价，这一评价的基础则是作为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一审法院针对一审诉讼标的所进行的审判行为-查明事实、适用法律、以及推动程序进展的一系列程序性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二审裁判文书对事实的陈述应当紧紧围绕一审法官在认定实体法律关系时的审判行为的合法性展开论证，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在证明事实和适用法律以及其他程序行为方面形成的法官审判权力/职责和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则为二审认定审判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和事实。比如，假如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履行举证义务而导致一审裁判被二审法院推翻，则一审诉讼中的举证过程可以证明一审法官在审判法律关系中没有过错。这些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仅仅基于“继续审理”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功能而得以允许，因而不能做为一审裁判错误处理；同时，在二审程序的争讼法律关系中，基于同等保护的原则，应当给对方当事人答辩和上诉的机会，发回重审比直接改判更有利于保护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并且有过错的一方应当给予对方当事人一定的程序利益损失补偿。如果裁判文书在陈述二审过程时体现二审的两个方面的功能，那么，裁判文书所载证明对象的差异不仅可以把无过错的法官们从“错案追究制”的压迫中解脱出来[20]，也从整体上解决了两审终审制和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与作为事实审或继续审理的二审程序功能之间的冲突[21].

　　（3）再审程序是在诉讼的正常过程完成之后启动的新程序，其诉讼标的与构成一次案件审判某个阶段的一审、二审程序相比，也不能与在统一司法等方面承担着特定功能三审程序相提并论。但是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程序，再审程序的使用率大大高于二审程序，[22]远远超越了再审程序作为两审终审制度“补充”程序或补救措施的地位。然而，依据诉讼标的和既判力理论，业经生效裁判确定的实体法律关系不能再作为另一案件的诉讼标的，所以，再审程序只能作为“审判监督程序”，依据当事人的再审请求，首先构成一个形成之诉，推翻原审的裁判结论，然后才能够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重新作出裁判。

　　按照“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理论，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是提起再审的事由，[23]就再审事由作出的裁判对当事人和法院双方面都产生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申请再审。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中，从申诉或申请再审到决定发动再审这一重要的阶段并未纳入程序规则的控制范围，加上多渠道发动再审的体制，更为暗箱操作提供了机会。[24]再审裁判文书要突出对决定再审阶段的程序控制，决定再审或驳回再审申请都必须制作正式裁定书，说明提起再审审判或驳回再审申请的理由，这一阶段所构成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为“审判监督关系”，其审判对象是原审审判行为，确定其是否有现行法（尚未对提起再审的条件作出修改之前）第179条和第185条所规定的情形-是否“确有错误”，是否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或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情形[25].经此阶段确定提起再审，才能对实体法律关系进行重新审理和裁判。因此，再审程序的裁判文书无论分为两个文书还是以一个文书分为两个部分，其判决主文都必须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原审诉讼法律关系的合法性，即原审判决是否“确有错误”[26]；其二，新判决所确定的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再审裁判文书必须记载发动再审的主体-是当事人申请现实还是检察院提出抗诉抑或人大常委会等国家机构行使司法监督权，记载案件提交到法院的途径和方式-电话指令、书面指导、还是法院上门汇报工作，记载申请再审、抗诉或督促再审的事实（证据）和理由，记载对方当事人的意见，特别是应当给原审判决留有充分的位置，对原审裁判认定的事实只是作为评判原审法官的审判行为是否“确有错误”的论据。在此基础上，裁判文书才能象原审程序那样开始陈述围绕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进行的再审过程、理由和结论。[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