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居庙堂之高的孙科到处江湖之远的胡愈之，实际上都没有窥见前苏联的庐山真面目。所以孙科会说：“苏俄的宪法是劳动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产物，它是由劳动阶级牺牲了头颅热血换得来的，所以它是那样鲜明的确立劳动阶级独裁的政权，那样绝对的保障劳动阶级的利益。”曾以记者身份亲临苏联采访的胡愈之才会洋洋洒洒写下《苏联的政治组织》一文，热情地讴歌这一新型的政治制度，无一字批评。今天读来可能会感到幼稚可笑，可是他当时的写作却完全是真诚的。后来，张知本在《中华民国宪法起草意见》一文中也认为：“苏俄共产主义国家宪法，尤特别承认民众集会结社等之真正自由。可见社会愈进步，而于人民自由之保障愈趋严格也。”而对于苏联制度的本质，惟有郑允恭在《欧战后之新宪法》第一节“苏俄宪法之根本思想”中，称之为“市井无产阶级及贫农之独裁政治”：

　　实际上政治仅由一小部分人民运用，且惟为该部分人民之利益而运用。虽然，赤党尚未能完全实行其理论，形势政权之权利，实际上之限制，遥大于宪法上之限制。凡反抗现政府，无论出于劳动民众或无公权之阶级，均严厉扑灭之。

　　俄宪之思想，对于他国有相当之影响，尤其大战后数年间所影响更大。赤党努力宣传其主义，遇有必要诉诸武力。故侵入波兰及波罗的地方，一时在芬兰及爱索尼亚设立苏维埃制度，并欲合并之。然此等国家为民族独立而奋斗，卒能拒绝苏维埃制度。

　　郑允恭的这些判断是1933年作出的，离前苏联的消亡还有半个多世纪，他的见识越过苍茫的历史迷雾，透过林林总总的表面现象，看到了其弊病所在。一种制度积重难返，到头来即使想变革也来不及了。考虑到那个时代，孙科、张知本、胡愈之的政治背景各不相同，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也很少有共同点，可是对苏联宪法却表示了差不多一致的看法，这不能不让后人感到吃惊，同时也让我们对郑允恭刮目相看。

　　五

　　在那场宪法讨论中，让编者感到不无遗憾的是，“宪法上关于民生的问题-生存权、劳动权等均付阙如”。本来学者陈启修从北平来信通知《东方杂志》，表示要写一篇《中国制宪运动失败之社会经济的原因》，多少和宪法上的民生问题有关，可惜没有如期寄到。

　　宪法草案初稿之后，当年7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十四号曾发表两篇评论：罗敦伟《宪法草案初稿评论》、丘汉平《对于宪法初稿的几个意见》。

　　罗敦伟从四个方面批评了宪法草案初稿：一是缺乏社会基础。虽然草案对“生存权”、“劳动权”有一些规定，但对社会公益、罢工权及劳动权的内容都没有提及。至于在职业选举中劳动民众在法律上特别需要的保障，却一个字也没有。他认为：“法律既承认契约自由，那么，劳动者要求‘不行为’之罢工，也不能不视为正当。”二是忘记了民生主义。他指出草案只重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而忘记了民生主义。草案除了写有“土地制度”四个字及防止荒废或集中的规定外，关于土地制度的内容却没有一个字说到；社会福利、劳动民众的特殊规定也都缺乏。三是他批评草案只是一部非生产的宪法，只知道把表面上好看的文章，有多少写多少，而实际有关重大的“生产”方面，却不大注意。比如说人民应该有生存权、劳动权、受教育权……虽然有中央、地方均得设立经济委员会一条，但一则太有弹性，二则权力太小，只是一个建议机关，连计划、检阅的权力都没有，执行更谈不上，就是这些机构都设立了也没有什么权威。他认为至少要把经济委员会列为专章，把它的权力扩大，即不仅是设计、检阅机关，而且应该是执行机关。四是忽略下层基础。关于人民的组织最低只到县市为止，忽略了城、镇、乡。五是他指出了草案本身的矛盾与缺陷，比如草案一方面规定人民依法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规定人民所有的四权由国民大会代为行使。这是自相矛盾的。比如法律交付复决，复决的手续如何，并无明确的规定。而实际上立法院如果专横不能限制，所谓复决权就会成为泡影，而条文本身也会陷于矛盾之中。此外，草案的缺陷还有很多，如农业政策很详细，而工业政策却一字不提；如立法院、行政院必要时是否可以解散；总统与行政院长联带负责，如果政见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现役军人在选举上的限制如何，等等，都没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