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讨论文献很多，有代表性的讨论如：吴联生：“企业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的责任合约安排”，《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吴联生：“会计域秩序和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谢德仁：“注册会计师行业管制模式：理论分析”，《会计研究》2002年第2期；刘峰：“制度安排与会计信息质量——红光实业的案例分析”，《天则》；雷光勇、刘金文、柳木华：“经济后果、会计管制与会计寻租”，《会计研究》2001第9期；刘燕：“走下神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对海南凯立诉中国证监会一案的法理分析”，《中外法学》2002年第6期。

　　[49] 黄世忠：“安然事件对注册会计师监管模式的影响——兼论诚信教育和审计质量”，《中国注册会计》，2002年第2期，第8页；林启云：“审计与非审计服务：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安然事件再次引发的话题”，《中国注册会计师》，2002年第2期，第19-23页。

　　[50] 目前，对此的讨论在范围上还有扩大的趋势。如报载，西北大学一教师不服教授资格评审和学校聘用结论，诉至法院。参见《西安晚报》2001年7月18日报道，“教师告学校‘不作为’案开庭”；江雪、彭晓梅：“教授落聘起诉大学、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江淮晨报》，2001年8月30日。

　　[51] 对此的学术检讨可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5期（2002年）；李富成主编：《北大法治之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沈岿：“制度变迁与法官的规则选择”，《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2000年）。

　　[52] 参见北京大学在刘燕文案后不久（2002年3月15日）发布的《北京大学教师学术道德规范》。该规定第九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四款等规定了听取意见和不服申诉、异议等不利结果当事人的防卫程序，这都是原有规定和操作中未有的。

　　[53] 树理：“体育，让法律走开？”，载“法学空间”网站，网址//lawcit.com/detail.asp？id=974

　　[54] Heiko T. van Staveren， Why does sport need its own jurisdiction？ W.P.Heere （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Hague‘s 750th Anniversary， T.M.C. Asser Press， 1999， p.229.转引自树理，同上注。

　　[55] 在此，可以感觉到大陆法系行政法院双重功能对体育仲裁法庭的影响。

　　[56] 以上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介绍资料来自郭树理，“国际奥委会体育仲裁院体育仲裁制度评述”，载“法学空间”网站，网址//lawsky.org/detail.asp？id=1106

　　[57] 郭树理：“德国体育法律实践管窥”，载北大法律信息网，网址：www.chinalawinfo.com ，2003年1月27日。

　　[58] 同上注。

　　[59] 当然不是我们这里国家权力更节制，不去干预社团自治，而是我们这里国家权力都集中在和表现为行政权力这各最为直接有力的方式，因此司法权与社团权在中国都面临如何从行政权力那里加强的趋势。

　　[60] 参见亚泰诉中国足协案件研讨会专家发言。对比一下亚泰案和刘燕文案的效果，可以看出，虽然刘燕文案的审理并不完美，但司法的介入本身已经促动了学术权力向着自我正当化的方向前进，这从该案之后北大内部发生的一系列自我改进学位评审程序的努力中可以察出，也可以从该校制定的其他学术惩戒权力的文件（如北京大学2002年3月15日发布的《北京大学教师学术道德规范》）中看到北大努力正当化其权力行使程序的自觉。这些表明，该案的司法介入发生了促进自治权自我改进、自我正当化的良性互动，虽然这种改进还有可待提高余地，但毕竟社团权力对司法监督有了积极的回应的第一步。正如我们在文中揭示的，这种通过司法的外部干预收到社团权力内部自我改进的后果，是国家与社团互动最理想的结局。而反观亚泰案中的司法消极态度，所带来的后果是社团权力依旧我行我素、受其影响的私人利益申诉无门，许多当事人不得不采取“退出游戏”的“自杀”方式（如一些企业已表示永远不再涉足球市场、表示我们“玩不起”），而司法为其消极行事付出的代价是司法权威的流失、民众的失望和对司法尊重的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