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锌老师：好，我尽可能简单点。我也特别感谢苏教授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来请教和学习。但同时也非常有危机感，苏教授是公私兼顾，公法私法都要去搞，而且主张公法私法化，就 有点化公为私的倾向，这个影响我们的范围。所以我想，一个是就教学习，一个是也想就这个重要的主题提三个问题。

　　第一个我注意到，苏教授这个演讲在标题上似乎在讨论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违宪审查的问题。但在主要的讲述和讨论个案的过程中，更多的关注到是司法的违宪审查。刚才千帆老师也讲了，司法审查的逻辑以及司法审查的制度上的基础是比较多元化的。我想第一个可能是比较小的问题吧。就是在司法审查和违宪审查这两个概念之间，以及在这两个概念背后，它们所立足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基础。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讨论，但是今天还是借这个机会把它提出来。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我非常同意苏老师的判断，是一个极其特殊化的个案。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美国式的司法审查的模式有一个普适的价值，我认为它只是一个个别的现象。那么，更多我们看到的是欧洲式的集中式的违宪审查，集中式的违宪审查你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把它界定为一个司法的违宪审查，还是一个其他主体的违宪审查。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关注这个机构叫不叫法院。我个人认为，叫不叫法院其实不是很关键的问题。比如，德国，苏老师非常熟悉，也提到很多例子，那它是一个宪法法院。法国，它这样的一个机构，是宪法委员会。我想我们更多关注的不是在形式上，它叫不叫宪法法院，或者是一个其它的什么机构，比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而是，在这样一个机构背后，支持这些机构运转的一些逻辑，文化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础。这个我觉得是更值得我们在考虑大陆违宪审查制度的时候关注的一些因素。

　　第二个问题，也很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苏老师今天主要讨论的是违宪审查的社会和政治前提。刚才千帆老师讲到了政治前提的问题，他特别讲到了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我个人对这样一个前提条件的看法有一些认识。我以为一个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前提，当然有苏老师强调的社会前提，他列举了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对简单的民主多数原则的质疑，以及苏老师还特别强调的市场经济的强大推动力。我觉得因素是重要的，但可能不是决定性的。我认为违宪审查不管是司法的还是什么机构的审查，核心问题是对宪法规范和法律的解释问题。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违宪审查制度的法律前提。在法律上，一定要明确宪法规范和法律的解释权在哪里，到底属于谁？而且这种解释权，在一个阶段至少是相对的阶段它是一个   最终的解释权，而不是说仅仅在这个个案中，我审这个案子，就这个案子来说，我认为解释权的问题或者说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我认为是违宪审查的一个核心的法律前提。除了这个之外，我个人还认为，违宪审查制度真正要发挥功效，可能需要一个文化的基础。文化的基础，可能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前提，可能更多是指宗教，或者说与宗教相关的一些法律的核心价值，比如说美国宪法所讲的高级法的背景，可能这样一个价值以及一个文化的认同，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得到有效运转的问题。关于千帆老师讲到政党制度的问题，我个人也比较认同。但是，我以为在讨论违宪审查制度发挥功效的前提下，我们不一定要把政党制度摆到一个先决性的位置上。实际上，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问题，这两个制度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但也不适合夸大，政党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的直接相关性。在我们看到任何一个运行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中，政党的影响力始终是存在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违宪审查体制中，最高法院的法官人员始终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问题。为什么是核心问题？包括最近奥康纳的位置由谁接任。由原来布什提名的罗伯茨，没通过，现在又提出阿利托。现在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争论。那为什么在一个高度法治化的体系中，人的因素变得这么重要。很简单，因为有政治。而在一些很著名的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官的政治倾向，甚至跟党派有关的政治倾向，它也可能构成对宪法解释或案件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体上，我觉得这样一些条件应该包括一些政治的前提，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似乎刚才千帆教授似乎把它提到一个先决性的、决定性的问题上。我觉得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先决性的问题上，那么，在大陆谈论这个违宪审查的真正有效运行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是我想讲的第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