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判断一个案件是否要受理精神损害赔偿，不能看此案件是刑事或民事抑或是什么性质的案件，而应看受害人是否遭受了精神损害，加害人是否实施了加害行为以及加害行为与受害人所受精神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换而言之，即使我国《刑诉法》立法本意就不允许提出精神损害诉讼，也不能否决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因为，法律是否允许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是一回事，受害人是否可以起诉是另外一回事。

　　（三）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能有力的打击犯罪，更能体现公平原则。

　　有资料调查显示：在女性被强奸的案件中，被熟人强奸比被陌生人强奸多4倍。我们相信这个比例，甚至更多。由于一些社会原因，比如网络约会、青年人早恋、歌舞厅、桑拿浴的色情陪侍等，经常出现强奸的案例。分析原因，上述案件几乎没有在事发后立即报案的。前两种情况大多是女方“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或事后双方关系恶化而被控强奸，但不乏没有给受害人经济补偿，而后种情况可能是纯粹的受害人没有得到金钱补偿。我们相信，上述三种情况，大多数受害人如知道法律不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绝大多数受害人不会到公安机关告发的，只会要求“私了”。因为她们知道，一个强奸案的受害人也许终生遭受名誉毁损、社会评价降低的厄运，造成终身无法摆脱的痛苦。“尽管是加害人得到了应有惩罚，但被害人的冤屈没有得到充分的伸张，即精神损害没有得到法律支持”。[3]

　　苏立教授曾分析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男青年甲爱上另一村子的女青年乙。一天，男方邀女方约会，女方接受了。在约会期间，男方要求发生性关系，女方拒绝了，但男方以暴力奸污了女方，女方回家后哭诉了经过，其父母向当地派出所报告了案件。在警察正式逮捕男青年之前，男方父母来到女方家中请求私了。条件是：男方娶女方，并支付女方人民币3000元，而女方应以撤诉作为回报。女方家中原则上同意这些条件，只是要求更多的赔偿，数额为10000元。双方家长就赔偿费讨价还价，最后达成赔5000元的协议。尽管男女双方都未达到法定年龄，他们还是通过熟人领取了结婚证。但是，这一规避法律的私了被政府发现了。婚姻被宣布无效，男青年受到正式起诉并被判刑。苏力教授对此案例指出：“农民的规避国家制定法而偏好私了并不必定是一种不懂法的表现，而是利用民间法和国家制定法的冲突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当事人之所以要规避国家制定法，是因为私了对双方都更为有利”。[4]因此我们认为这样规定既不公平又不利于打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