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定的目的性。行使军事审判权，是以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保障部队管理的正常秩序和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为直接目的的。以我国为例，行使国家审判权，主要是为了“”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同时，“”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而行使军事审判权主要是为了通过审判军内案件和其他经国家授权的案件，教育军人忠于祖国、严守职责，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自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内部纯洁，巩固国防，提高部队战斗力；维护国家军事利益，保护军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国防、军队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由此不难看出，国家审判权与军事审判权，两者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行使国家审判权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而行使军事审判权则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认为特殊重要的那部分利益，即国防和军事利益。军事审判权的这种特定目的性，决定了它是处理国防和军事领域中各种法律关系的必备手段，是进行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军事活动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和坚实后盾。

　　（二）明显的独立性。一方面，现代世界各国，为了充分体现军事审判权的相对独立性，一般都设立名头冠以“”军事“”的专门法院（或法庭）负责行使这项国家审判权力。根据军队的特殊组织形式和军事活动的特定环境，这些军事法院（庭）在机构体制编制和法官身份及任免程序等方面与普通（平民）法院存在很大差别。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初级军事法庭都由普通军官组成，一般并无军事法官参与审判活动。我国法律规定普通人民法院的法官由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但各级军事法院法官除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外，均由军队各级政治机关按照军官任免权限任免。另一方面，行使军事审判权时所依据的实体法律及具体诉讼程序也与普通（平民）法院有一定的区别，如美国的《统一军事司法法典》、法国的《军事司法法典》、意大利的《军事刑法典》、加拿大的《军纪法》等，都是集实体法与程序法为一体，明确规定了军事法庭的组成及管辖权、非司法性惩罚（保安处分等）、庭前程序和审判程序、刑罚及惩罚规章等，从而适应了军事司法的实际需要，使军事审判权的独立性更为明显。我军目前虽无单独的军事司法法典，但在具体实施国家有关法律时，常常需要根据宪法或有权机关的授权，结合军事审判实际，由中央军委、总部及最高军事审判机关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这样做，既维护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又适应了军事司法的特殊性，较好地适应了我国国防和军队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

　　（三）一定的局限性。军事审判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所及对象的局限性。虽然军事审判权在特定条件（如战时或紧急状态）下，可以及于任何与国防和军事利益发生法律关系的法人或者自然人，但在通常情况下，它的施用对象主要是军队内部的单位或者人员，即以属人管辖为其基本的司法原则。同时，受国防和军队建设特点的决定，为了充分适应绝大多数诉讼当事人受到严格军队组织纪律约束的情况，在具体施用军事审判权的过程中，通常主要的诉讼程序，如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都是在军队内部完成的。二是调整法律关系的局限性。从世界各国军事司法的发展实践看，在历史上，各国的军事审判权主要施用于调整军内的刑事法律关系。但受所属法系和具体国情所决定，一些国家也运用军事审判权调整军内的行政、经济及民事法律关系。特别是近年来，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适应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客观需要，各国普遍更注意运用法律手段治国安邦，相应地不断增强了军事审判权在调整军内各种法律关系中的作用，并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三是施用时间的局限性。根据现代国际法律实践，一国军事审判权的某些内容，应当受到案件发生时间的限制。例如：只有在交战时期、紧急状态或者公认的特殊条件下，才能对外国公民或非军职人员施用军事审判权，而且应当在事前得到有关国际公约或双边协议的认可。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西方某些国家受大国沙文主义和国际强权政治的影响，有任意扩大本国或其所在国际军事组织的军事审判权，按照自身利益和价值标准对别国公民施用或要求施用军事审判权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