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第二被告辩护律师，北京市海瀛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伍先彪进一步指出，本案从1994年7月底案发到公安机关进入现场勘验后立案，至2003年7月22日最近一次开庭，时间跨度长达9年，每一个阶段都存在严重超期羁押的问题。一审法院最后一次判决是2000年10月8日，被告人当庭均提出上诉；二审上诉阶段的法庭审理期限法律规定最长为两个半月，但是至今没下判决，光二审期间超期羁押近三年。

　　本案四被告人均提出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而一审法院四次开庭，每次被告人和律师都提出当庭验伤，法庭从未理睬。在第四次开庭时被告的手被反铐在后面，怕被告把衣服弄开，让审判人员看到伤痕。同时被告虽然在公安面前承认作案，但有的到了检察机关又全面翻供。在法庭上，四被告没有一次承认犯罪事实。这充分说明本案确实存在刑讯逼供。

　　本案的现场勘验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字，都是由公安人员自己在写，称提取北戴河牌烟头一个，但是这个烟头到底多长多大、外观颜色、没有记载；现场勘验称拍了照片，但烟头的照片始终未在庭上出示———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烟头。从鉴定结论中看，公安机关是在对刀子作出血型鉴定后才从被告人家里搜出一把刀子，而鉴定过血型的那把刀子，却从没有在法庭上出示过。这样的证据，根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他还提到，此次开庭，鉴定人承德市公安局法医岳红到法庭接受询问时承认，鉴定书的时间出了问题是自己工作的失误（记者注：1994年8月23日的鉴定书，于1996年7月25日又附加说明，称检验为1995年2月8日所作），烟头的大小她记不起来了，因此她拒绝回答。

　　那么，没有准确记录，检材来源不清，鉴定人承认工作失误，但又就关键事实拒绝回答的东西，能用作给人定死罪的证据吗？至于某省公安厅对烟头的DNA鉴定，更是离奇古怪，鉴定书中称剪取烟嘴纸0.5公分一圈作为DNA剪裁，当庭审中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提出重新鉴定时，鉴定单位来了一个情况说明：“在DNA测定中将烟头全部用完。”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明能用作定案依据吗？

　　一审法院在第四次判决时，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判处陈国清、杨士亮死刑，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如果两次抢劫杀人确系四被告所为，哪能有“留有余地”的判决？惟一能解释的是本案确实存在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严重不足，这种在司法实践当中重大的刑案，未形成证据链条，就定死罪，实属罕见。

　　为了弄清此案久拖不决的性质，记者回到北京又采访了三位法学界著名专家，请他们就此案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这个案子关键是没有按照侦查当中收集证据的程序来办”

　　樊崇义教授（63岁，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参加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是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的主要成员之一，多项主张被立法吸收。以下简称“樊”。）

　　记者：省高院对此案提出若干疑点，最后又提出“如查证没有新的进展就留有余地的判处”，这种提法是不是站得住脚？

　　樊：留有余地的判处是过去一个习惯的做法，真正按法律来讲，你达不到证据证明标准，那就应当按无罪来处理。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执行的过程中，有些就做“留有余地的”来判了。

　　记者：他们这样做不能算错是吗？

　　樊：也不能说他对。这个案子的关键还是那个烟头和刀子的来源，你怎么知道是本案的刀子及本案的烟头，这就是证据的关联性问题。

　　记者：如果控方在取证时违反了程序，这样的证据能否作为定罪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