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注意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运用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对证据规则作出既反映诉讼规律又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界定。这里尤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我国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法官职权运用。由于法官积极运用职权查明案情，对证据规则的要求应当较之英美等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如相关性规则，不需要如英美那样对相关性（如品格证据的相关性）限制严格。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一些特有的做法，这些东西既不存在于当事人主义诉讼，也不存在现代于职权主义诉讼中。如被告不享有沉默权而负有供述义务，那么在证据规则上我们对口供自愿性的要求与国外应有较大区别，否则将和法定诉讼制度与证据制度相冲突。

　　二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运用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尚待优化，过分严格的规则。要求实际上将难以执行，如果强求确立和执行，将会损害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整体效益。例如，在我国由于证人补助、证人保障、作证文化等方面的不足，国外十分强调的禁止不能当庭质询的传闻证据运用的规则，在我国应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没有这种灵活性，将使许多案件实际上无法审理。

　　其三，证据规则的确立在我国刑诉制度中应当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如果某些做法被司法实践所普遍认可，在法理上又确能成立，也可以被确立为证据规则要求证据规则有法律依据，是因为我国是实行制定法制度的国家，不承认判例的法律约束力，也不承认法官的选法功能。任何主要的证据规则必须在法律上有直接或比较直接的依据，否则缺乏充分的实施效力。对证据规则具体内容的确定也应注意其法律依据。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对我国刑诉讼中的证据规则作出以下探讨：

　　（一）相关性规则。

　　即要求纳入诉讼过程的证据材料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联系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

　　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第156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这些法律规定，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及证据运用的相关性规则。

　　证据的相关性主要从四个方面理解：其一，相关性是证据的一种客观属性。即证据事实同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客观联系而不是办案人员的主观想象和强加的联系。此点自属当然。其二，证据的相关性应具有实质性意义。即与案件的基本事实相关。在刑事案件中，是指关系当事人是否犯罪、犯罪性质及罪责的轻重等，与这些基本事实无关的证据材料被视为无相关性。在由诉讼双方举证的情况下，注意所提问题以及所举证据的相关性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利地防止纠缠细枝末节拖延诉讼，也有利于弄清案件的基本事实。其三，相关的形式或渠道是多种多样的。联系的基本类型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必然关联与偶然关联，肯定性关联与否定性关联，单因素关联以及重合关联等等。这里应当注意相关性需达到一定程度，如果关联过于间接，相关性十分微弱，此证据可能被视为不具有相关性。其四，相关性的实质意义在于证明力。即有助于证明案件事实。因此可以说考察分析证据的相关性，其落脚点在证据的证明力。

　　对是否具有相关性的判断难以求助于某项统一的标准，因为相关性实际上是一个经验事实问题，也就是说，对某一证据材料或一项证据材料中的某一内容（法庭上控诉方或辩护方的某一发问）是否具有相关性，其判断主要依据的是裁判者的经验。华尔兹教授说：“法官们在决定大多数相关问题时大概都根据：①关于所提证据的”感觉“；②已确立的司法判例或法典化规则-如果有这些判例或规则的话。法官有时对证据有一种感觉、一种直觉的反映，其基础是他们的经验、常识、以及关于客观事物变化方式的知识。”[5]他还指出，虽然对相关性来说没有什么实际的检验标准，但时间的遥远性十分重要，如果一个旁证事件距受审查事件发生时间很近，就具有相关性；如果间隔时间很远，就不具有相关性，华尔兹的意见对我们颇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