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裁判认为限制公务员政治活动之理由，有以下三点：

　　一、公务员系「为全体国民之服务者」。

　　二、政治与行政分离。

　　三、为确保行政之继续性及定性之必要。

　　对此等理由，学者间迭有检讨。佐藤功教授认为，为符合公共福祉之要求，确保公务员职务公正之执行及政治中立性，此为「为全体国民之服务者」之要求。宫泽俊义教授亦认为，由於事务官员於政务官员指挥下从事公务，系以「为全国民」服务为其职务，此必然之结果，彼等执行公务，并非依其个人政治意见为之，而应受政府政治意见之拘束。从而对於公务员之政治活动应否加以制约，端视其担负职务之性质为断，与公务员系「为全体国民之服务者」，并无直接之关系。另实务上亦有判决认为，政治性公务员国家政策决定，而非政治性公务员应依国会及政府之决定执行其执务，不受个人政治意见所左右，乃「议会民主主义」及行政依法而行之必然结果。非政治性之公务员不得参与法律之制定，为充分实现法律显现之目的，仅系担负法律之运用及执行，此「法治主义」即成为限制政治活动之理由。

　　最高裁判所之判决，除採取上述理由，举出公务员从事政治活动产生之弊害外，并强调维国民对行政中立运作之信赖，作为限制公务员从事与职务有关政治活动之根据，此自无伤及国民对「公务中立性」之信赖。公务员职务外之政治活动，以国民信赖感为媒介或基准，而与职务有所关连。然而以维持「国民信赖」，实体化作为限制政治活动之独立理由，将扩张或忽视立法目的。有实务见指出，公务员执行职务欠缺实质的公正，始为国民对「公正」信赖的问题。为确保此等外观公正，不区别公务员地位、职务内容，使其举手投足均成为全体国民注视之焦点，故对公务员政治活动不应朝全面限制之方向，否则将与以公务员身分即禁止其一切政治活动，产生相同之结果。另有认为「对一般国民而言，关於行政机关之公正运作，均抱持不安、不信任及怀疑之态度」，故强调放任公务员政治活动所产生之弊害。亦有强调公共福祉之要求，认为「一般职之公务员对政治活动宜保持谨慎，不得有明显逾越范围之行为」。

　　然最高裁判所判决的多数意见认为，「公务员不得偏向政治上之党派，应严守政治中立之立场，为使职务遂行之所必要」，更进一步指出「维持公务员之政治中立性，不外全体国民重要利益」，首度引用以往未见的「公务员之政治中立性」一词，其有别於向来「行政之政治中立性」之概念。此一概念以扩大调合「国民信赖」之概念，而导出从属与实际恶害或弊害无关之「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公务员身分。因此，此为限制公务员政治活动之范围及界限的问题，亦与对违反行为之制裁种类有密切关系。

　　肆、公务员政治活动限制之界限

　　关於禁止公务员政治行为之目的，其与禁止之政治行为的关连性，最高裁判所判决的多数意见认为，行为之禁止若「系可防止弊害之发生，该禁止之行为就可能损及公务员之政治中立性」，两者间即具有合理之关连性。具体而言，人事院规则十四─七第五项第三款、第六项第十三款规定之政治行为，属於政治倾向较强的行为类型，其由於强烈损及公务员政治中立性之维繫，与禁止目的间即明显具有合理之关连性。此际由於「禁止无须区别公务员之职等、职务权限，不论是否在勤务时间内，亦不问有无利用国家设施，或限於直接、具体损及行政中立运作之行为，仍不失其合理之关连性」，一般认为此属立法者裁量之范围。

　　更重要者，乃第三点有关禁止所维护之利益，与其所失利益间的衡量之问题，依此得合宪划定禁止政治活动之范围及界限。因此，所用基准之选择，即具有重要之意义。

　　依最高裁判所早先所举限制政治活动之目的及理由，认为以「公共福祉」之要求，直接於立法上为具体的限制手段，系属合宪。此外，最高裁判所指出之「合理性基准」，即基本权限制之决定，应比较考量基本权与公共利益，维持两者适当之衡平，具体的限制程度，系属立法部门之裁量。倘此限制之程度，显失适正之衡平，即属明显之不合理。立法部门仅在未被认为逸脱裁量范围之限度内，其判断始合宪适法。又关於得限制程度之判断权，虽属国会及受国会委任制定规则之人事院。惟公务员关於政治活动自由之限制，就违反行为所科之制裁及限制之程度，若逾越一般社会既存之观念，应认其有判断此限制不合理之权。此一观念，乃承认国民政治活动自由为基本权之近代民主主义国家，对於公务员政治活动之限制，所应有的基本思考方向。此与前述「合理性基准」，实质上意义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