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LRA基准，惩戒处分乃国家对国民，为维持公务员组织之内部秩序，对於扰乱此秩序之行为，课予行政上之制裁。刑罚乃国家基於统治作用，为维护国民全体之共同利益，对於损及共同利益之特定行为，科予司法上之制裁。判决指出「由於两者之目的、性质、效果各异，二者相较，若针对前者予以司法判断，因尚有其他可选择之无限制之手段，即可轻易判断其并非适当」。

　　反对意见认为，依公务员关系上制裁之惩戒，所为之自由限制，与刑罚制裁所为之自由限制，两者目的、根据、性质、效果各殊。后者之制裁，系以政治活动对於公务之职务活动，产生明显之危险时，对於公务员制度之维繫、运作，造成积极之阻碍，透过内部手段难以防止，使民主政治过程遭到不当的扭曲等情形，而直接对国家或社会利益造成重大侵害或危险，须以刑罚予以压制之情形。人事院规则之规定，不问职种、地位、所属行政主体业务之性质，具体相关之目的、内容、态样，仅依行为者具有公务之身分，率予概括之禁止，此系公务员关系上义务之设定，亦即与成为惩戒对象以是否具有合理性有别。带有刑罚之禁止规定，公务员之政治言论自由，产生过度广泛之限制，实已构成违宪。

　　多数意见对於刑罚合宪性之判断，认系立法者之裁量，以「合理性基准」为依据，至为明确。对於某一违反行为，不问其实质恶害大小为何，应科予何种刑罚，系属立法政策之问题，而非有无违宪之问题，可谓与宪法第三十一条及第三十六条关系之问题。多数意见由於不採LRA基准，在形式上欲区别戒分与刑罚之轻重，即十分困难。而实质上，其所採之态度为何，亦无法得知。谓「关於对基本权予以限制之合理性的判断基准，无法脱离一国社会之基础而成立」，若系意味着否定LRA基准，此若非误解LRA基准，即是容任立法者独断。反之，依反对意见所採之「过度广泛限制」之理论，应认为包含LRA原则。

　　国家公务员法第一O二条规定政治行为之限制，委由人事院规则订定，此所谓「空白委任」是否非为宪法所允许之问题。学说认其违宪，惟最高裁判所认为，人事院规则并未逸脱国家公务员法授权之范围，其未牴触授权之法律，要属合宪。

　　关於此点，多数意见认为：「国家公务员法第一O二条第一项授权人事院规则规定政治行为，应为具体规定损及公务务员政治中立性之行为类型的授权，此乃依条文的合理解释。因此，此等政治行为，自维繫公务员组织内部秩序之观点，已有充分根据课予惩戒处分；自维护国民全体共同利益之观点，其亦带有违法性得据以科处刑罚。此与依同法第八十二条所为惩戒处分之对象，以及第一一O条第一项第十九款所为刑罚之对象，同样有授权，故未逾越宪法容许授权之程度」。

　　上述说明之前，在表明国家公务员法第一O二条授权合宪之立场，后段则在驳斥反对意见。反对意见认为，关於以规范公务员关系为对象之政治行为，对人事院规则之授权，并无问题。由人事院之性质观之，当然系适当之措施。以刑罚为对象的政治行为规定之权，则非如此，由於禁止之目的、根据、性质、范围、效果相异，须个别指出严格之基准。然而就委任立法的形式面观之，反对意见之见解，似难赞同。

　　陆、结语

　　国家公务员一方面应维持行政中立性，另一方面亦享有政治自由之基本权保障。这两个要求，实存有矛盾，处於完全不相容的对立地位，势须加以调整，而问题在於能否找出两者的调和点。仅以公务员身分与政治活动为由，率科以刑事制裁，此对公务员基本权之保障，显欠周延，能否通过比例原则的检验，亦恐有疑问。

　　我国正思推动建构行政中立法制，能否避免落入日本争议不断的情形，将视相关法制能否恰如其分，寻出调和公务员基本权，以及维繫行政中立等公共利益的平衡点。

　　附 录：（相关法令选译）

　　国家公务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