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国民进行政治活动之权利，向属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所保障之表现自由。虽然对於此国民基本权最重要权利之一，在立法或其他国家政策上必须给予最大的尊重，然此等自由并非绝对毫无限制。当取得为全体国民服务，而非为一部分人服务之公务员身分时，即非不受到某种程度之限制。然若考量国民进行政治活动权利对於民主主义社会之重要性，限制国家公务员政治活动之程度，页於最小的限度内为之，此乃所谓「合理必要最小程度」之基准。依此基准，在立法限制时，应检讨公务员担任职务之种类、政治活动之时、地、态样，所对应阻碍公务公正之危害及弊端，得出必要最小程度之限制。

　　在猿扎事件第二审判决，结合「必要最小程度」及「得达成相同目的，应选最无限制之手段」之LRA原则，作为判断之基准。

　　高裁判所判决的多数意见认为，公务员政治活动之禁止，於「合理必要」之程度内，为宪法所容许。其表示或有些许不同，但在形式上可谓採取必要最小程度之基准。

　　此时为利益衡量时，一般认为，所失之利益必定造成一定政治活动之禁止，对於意见表现不过系「间接」、「附随」的限制，依其他行为作意见表现仍属自由，而由禁止所得之利益，乃维持公务员政治中立性，以及确保国民对行政中立运作信赖之全体国民共同利益。此与所失利益相较，更为重要。

　　其次，在下级审所提关於可能逾越必要最小程度之限制态样，如「具有机体统一机能之行政组织，其全体公务之中立性」、「对全体国民公平之服务」，若考量公务员政治行为的「累积」，其弊害不得评价过小，从而公务员为管理职、非管理职，是否於勤务时间内，有无利用国家之设施等等，对於判断政治活动禁止之合宪性，并不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裁判所判决的多数意见亦认为，衡量公务员政治活动禁止之利害得失，国家公务员法第一O二条第一项及人事规则第五项第三款、第六项第十三款规定，并未违悖「不得逾越合理必要之程度」。所失之利益若为行动禁止伴随之意见表现之限制，其评价亦较为轻。反之，因放任政治活动所产生之弊害，则应予以较重之评价，以确保利益之衡平。此一思考模式，系以某种危险或弊害发生之可能性，作为限制个人基本权之理由。从而公务员政治活动自由之个人基本权，一般抽象地从属行政中立性之要求，应认为系属必要。进而导出对政治活动自由课予某种限制，乃宪法所肯认。而禁止所应增加或减少之考量，由於「行政之中立性」及「国民之信赖」自始内含於全体利益之意义中，故仅形式上利益之比较。

　　即使是反对意见亦强调行政的政治中立性，认为「公务员关於实际的行政运作，基於政治上的利害与影响。倘无须避免不忠於法之行政活动，现实上不只造成行政的扭曲，亦将产生危险，复因第三人抱此等怀疑，是应避免具有此等政治特性之行为。……即是立於市民之立场，对於政治活动，亦得以公共利益之必要，予一定之限制」。虽然如此，由於公务员政治活动对行政中立性影响之性质及程度，因公务员之地位、职务内容，以及政治活动之种类、性质、态样、规模、程度，而有所不同。为使限制政治活动自由於必要最小之程度，以考量更个别具体的上述差异，作两法益之比较衡量，确为必要。此一见解实属允当，而此乃关於具体化对违反限制予以制裁之问题。

　　伍、罚则之合宪性探讨

　　对於违反政治行为禁止之制裁，本案第一审判决认为，须於达成法目的之必要最小限度内为之。「依法定之制裁方法，若有范围更狭的制裁方法，依此方法倘可达成法目的时，法定广泛的制裁方法，即已逾越达成法目的必要最小程度，而属违宪」。对於为禁止政治行为之公务员，予以惩戒处分，又规定科以刑罚，在法目的的达成上，难谓为合理。第二审判决亦採同一见解。

　　对此，高裁判所判决的多数意见认为，有关基本权事项之罚则，自罪刑衡量等观点，明显不合理亦难以容许时，应认为违宪。判决指出「对於作出损及国民全体共同利益行为之公务员，是否必须科予刑罚制裁？自维护全体国民共同利益之观点，乃立法政策之问题。前述禁止对表现自由，乃未逾合理必要之限制，且刑罚未有特别违宪之情事，对於立法机关依裁量所为之决定，必须予以尊重」。因此，认为基於保护法益之重要性，关於国家公务员法之罚则部分，立法者之决定并未明显逾越其裁量之范围。即使为轻微害之行为，一律适用罚则。危害程度的大小属违法性强弱之问题，与有无违宪之问题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