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司法最终权的认识，有利于分析、认识我国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当然，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司法不公问题还比较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还在倡导司法最终权，似乎与现实不够协调。不过，一个同样的问题是，当我们的人民法院比现在还要弱小的时候，我们却把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给了它，还不说那时同样存在司法不公问题。司法不公问题部分地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部分地是由于司法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对司法最终权理论根据的分析恰恰折射出了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一一从制约机制到保障机制没有不存在问题的。因配药错误而致病症不治并不是药方的问题。司法制度有问题应当解决，但不能因此否认司法最终权的合理性以及进一步完善这种权力的必要性。下面对几个与司法最终权有关的制度问题略谈管见。

　　1.法院对行政案件的“主管”

　　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的必要性在理论上似乎问题不大，行政诉讼法当时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应当理解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但也并不是全无理论上的问题，如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是否可诉问题，村委会的被告资格问题，等等，都是理论上争议很大、而现实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公安机关是行政机关，其侦查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是什么？难道是司法行为吗？十几年前好象是有这个说法，但也早已没人提了。用“刑事侦查措施”之类的字眼来回避是行政行为还是其他性质的行为，在理论上本应是很脆弱的，也不高明。行政诉讼法并没有说公安的侦查行为不可诉，为什么就不让诉？如果以其他理由强调侦查行为应受司法豁免，或许不会全无道理但现在刑事侦查行为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很严重，而且公安机关也常以侦查行为为借口滥用权力，让它享受司法豁免实在于理不通。英国人不是还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状吗？再说，大凡滥用侦查权的行为，常在侦查权之“外”，为何不能让法院审审再说，再如村民委员会的可诉性问题，什么是行政行为，不能只考虑形式标准，村委会依法享有一些事实上的行政权，它当然会侵犯公民或组织的权利，不让人家告村委会又去告谁？对管理行为或事实上的行政行为又怎么能作为民事行为起诉？我国的行政诉讼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实践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修改立法也罢，扩大司法解释也好，这些问题应当解决了。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问题一直是个理论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反对者多半以现行体制为理由，主张由权力机关监督。但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没有正当法律程序，如何监督？法律监督不是政治监督，发发议论就行，或者发不发议论都行，对于公民的控告没有必须受理的义务，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了，这种监督权是一种可任意裁量的、只受良心拘束而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它不是一种法治意义上的权力。对比一下司法最终权的理论根据，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制度、这种权力是靠不住的。再说，权力机关对于部委规章是没有撤销权的，我们总不能说，在对部委规章的合法性监督方面，依赖政府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就够了。

　　以旧制度旧体制为理由而为旧制度辩护，理由既不合适也不可能充分。改革都要否定旧制度，行政诉讼法事实上已经否定了许多旧制度，尤其是否定了旧观念，也向仍然存在的旧制度提出了挑战。为什么旧制度就不能改？事实上，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已经审查了抽象行政行为，只是所能做到的是弃而不用而不能正式宣告它违宪、违法或无效罢了，对于这样的立法，为什么不能通过宣告无效而避免它侵害更多人的利益呢？

　　2.人民法院与人民俭察院的关系

　　将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合称为“司法机关”，在立法上无依据，在理论上说不通。一种是裁决权，一种是侦查权和参加诉讼的权利。两者的内容、作用、属性完全不同，怎能相提并论！将法律监督权置于司法权（审判权）之上与司法最终权也有内在矛盾。检察院的实际权力就是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察权和一些参加诉讼的权利，包括行政、民事诉讼中的抗诉权，且不说这些抗诉权与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有矛盾，[9]就说这些权力的内容和性质吧，与西方的作为行政机关的检察机关的权力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为什么要把它上升为可以无限扩展的宪政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呢？这种对法律问题没有决定权、没有裁决权的权力又怎么能叫法律监督权？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说它是凌驾于法院之上可以对法院实施法律监督权的监督者，那么它产生公正结论的能力在哪里？如果复杂的司法程序所产生的结论可以被检察院否定，那么以一种更不可靠的权力否定一种可靠权力的正当性根据是什么？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并没有立法明确规定，当然不能给它实际的监督权。既然并没有或者不应当有这种权力，那就让它回到它本来应该在的地方去。 一个实践中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检察机关滥用权力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有人把检察院告到法院，法院又不能管。谁来监督它？上述的一些说法看上去实际意义不大，但落实到这些问题的解决上就很现实了。不改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就始终存在着一块不受监督、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领地。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让人思考，是司法（审判）最终权合理呢，还是“法律监督权最终”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