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到“文革”时期，连这种尚不完备的法制也未得到维系，不仅未能坚持和发展，反而遭到几乎毁灭性的破坏。那十多年时间内，中国无论是在行政管理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都是人治占主导地位，法制只是作为一种时而使用，时而不用的辅助性的管理工具（详见拙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12-119页）。

　　*2 1979年至1984年六年间，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共通过法律、决议、决定约80件，有关行政管理的占39件，其中79年8件；80年6件；

　　81年5件；82年8件；83年4件；84年8件。

　　*3 彭真《在首都新闻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

　　1984年4月8日第一版。

　　*4 夏书章在《机构改革与行政法》一文中提出，“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应该象刑事、民事等一样，要依法办事”。（见1980年8月28日《光明日报》）。笔者在《加强行政立法，为“四化”服务》一文中指出：要实现宪法规定的民主、法制原则，“必须制定和完善有关行政机关活动规则的具体法律、法规”，“解决在行政领域有法可依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建立、健全保障行政领域法制的各种机构和制度，解决行政领域有法必依和违法必究的问题”（见1982年8月6日《中国法制报》）。

　　*5 参见拙著《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6 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7 参见李鹏《政府工作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3年第2号第20页。

　　*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6年第2号第8页。

　　*9 北京电视台前几年播放了一个电视剧，剧名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剧中主人公到刑部告“官”，好不容易争取到刑部升堂，但原告要跪着经过上有铁钉的砧板到堂。过此砧板后，原告之身已鲜血淋漓。

　　由此可见告官之难。然而这还只是告官员个人，告官府根本不被允许。

　　*10 一九五四年宪法第97条和1975年宪法第2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口头控告的权利”。（一九七八年宪法亦有类似规定，这此规定所确立的“民告官”仍还只是告官员个人）。1982年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里确立的“民告官”，则不仅包括告官员个人，而且包括告官府，从而为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

　　*11 《行政诉讼法》由行政立法研究组起草。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于1986年，主要由行政法学者、专家组成。该研究组成立的宗旨是研究中国行政法制发展的方向，目标及发展途径，为健全、完善中国行政法制向决策部门提出具体运作方案；其工作的主要方式是草拟各种重要的行政法试拟稿，提交立法机关正式起草和立法。该研究组成立之后先后草拟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试拟稿，并正在草拟《立法法》和准备草拟《行政程序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措施法》、《规费征收法》等法律草案。

　　*12 七届人大期间（1988-1993年），法院受理行政案件84305件，审结82129件，其中判决维持行政行为的占34.1%，判决撤销或变更行政行为的占20.5%，原告撤诉的占35.4%，其他处理的占10%（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3年第3号第59页），1995年法院共审结行政案件51370件，其中判决维持的占17.34%， 判决撤销或变更的占15.82%， 原告撤诉的占50.59%（其中因被告主动改变不合法的行政行为后，原告撤诉的占45%），作其他处理的占16.25%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6年第3号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