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Walton案与Lynchburg College案

　　2002年发生的Barnhart v. Walton案继续着联邦高院的矛盾与慎重。[xix]本案涉及社会保障署（SSA）定义“伤残”（disability）的含义从而为发放补助金提供标准。多年前SSA早已采纳了该解释，但仅是最近才将其纳入到了一个通过“通知评论程序”制定的规则中。Mead案后，行政机关一般使用通知评论的程序来获取对其解释的Chevron尊重。原告认为法院不应理会行政机关的解释，因为规则才出台不久，或许就是对其诉讼的对应之策。“法院是否给予Chevron尊重取决于解释的使用方法以及涉诉问题的性质。”“在本案中，法律问题的补充（interstitial）特性，与之相关的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法律执行问题的重要性，该行政的复杂性，以及行政机关对此问题长期的深思熟虑，均表明Chevron将为审查涉诉问题的行政机关解释的有效性提供正确的法律视角。” [xx]这一次Scalia大法官投了赞成票，因为本案明显带有Chevron模式的痕迹，在判决中法院在试图调和Chevron与Skidmore之间的差异与矛盾。[xxi]这种综合的态度持续到了2002年的另一起案件中，即Edelman v. Lynchburg College案，[xxii]在本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并未声明（基本上是回避了）是选择适用Chevron还是Skidmore原则的问题，仅写道：“这里没有必要解决任何尊重的问题。我们发现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的规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即使不是正式规则需要我们重新解释时，我们的立场也是要采纳之。因为我们极为同意EEOC的主张，而不需要去谈尊重或问何种类型的尊重，或其程度。”[xxiii]可以认为本案是对Mead案的一次反动，法院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规则的表现形式，而在于内容的合理性。[xxiv]此种合理性的判断，意在保持司法机关在政策形成中的特有作用，当然最佳状态是其应在发挥自己能动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得到行政机关的帮助。

　　在确定合理性基准时，Skidmore案与Chevron案中所提出的原则均极为重要，第3、4项中涉及的案件以及其他大量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围绕此二者来展开的。第3项中的两案试图区分二者的差别，但第4项中的两案则试图调和二者的共通之处。应该讲这种调和是正确的，过分夸大二者的差异很难让法官对合理性基准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对合理性因素的考量。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笔者认为二者的共通之处仍居多处，共同构成了合理性基准的内涵。客观地讲，二者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惟有共存而不是互相取代才会促进合理性基准的不断丰富和发展。Skidmore尊重模式对国会授权的强调，凸显了立法性规则与解释性规则之间的差异，[xxv]所以法院认为审查基准应有所不同。但这种仅以名称或仅以制定时适用的程序来判断何种审查基准的方式显得过于形式化。在Mead案中Scalia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就认为选择Skidmore尊重模式会约束行政机关的解释能力而使规制法律僵化，[xxvi]他认为在Mead案中使用Skidmore尊重模式，就等于“要求法院自己来解释——但如果当行政机关使用了正确的程序其也可能被撤销……据我所知在联邦法院整个历史中并无一个案例，允许由行政机关驳回司法解释——或允许行政机关改正低级法院提出的法律解释。”[xxvii]“从这一点来看，尽管Mead案被视作是鼓励行政机关用谨慎、透明的方式行使专业知识的一种尝试，但其也可能在事实上剥夺了行政机关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形成法律解释的权力。”[[16]]亦有学者指出Skidmore式尊重制约了行政机关法解释的灵活性，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行政机关能够用立法规则（可适用Chevron原则）推翻（overrule）司法适用的Skidmore决定，[[17]]就实质而言其实Skidmore式尊重才是反Marbury案的。[xxviii]而Chevron尊重模式对行政机关能力的强调，突出了其参与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体现的专业性、知识性以及连续性等特点。但其规定的合理性基准过于原则化、简单化，[[18]]若操作不当极易破坏民主、分权、法治等基本的宪政理念。所以在2002年的两个案件中，法院对合理性基准进行了细化，强调合理性基准应该考虑授权、规则形式、专业与经验、一贯性等因素。这几个重要案件映证了美国司法审查中合理性基准的形成轨迹，也正是如此，从1944至今的60年间，Skidmore尊重与Chevron尊重“殊途同归”，互相修正、互相倚重，它们丰富的内涵共同构成了合理性基准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