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分离，既不会破坏传统民法的结构和体系，也不会影响知识产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而且也不会增加民法典编纂的困难。这种一石三鸟的效果，当然令人满意。但是，从民法典所具有的私权宣言书的地位看，如果它完全不提及知识产权，至少容易让人们产生这样的一种错觉，即知识产权要么不属于私权范畴，要么不属于民法典调整的范围。知识产权的私权性是不容质疑的，《知识产权协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不论它是否已经加入WTO，都应当承认这个事实。那么，根据逻辑推理，就只能得出“知识产权不属于民法典调整的范围”之结论。显然，这个结论更错误。这样的误解，我想没有人愿意看到。

    1.4         独立成编：对知识产权的整体纳入纳入模式，是指将知识产权作为一个独立编纳入民法典。具而言之，将知识产权与物权、债权、人身权等平行对待，作为民法典中的一编。采此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越南，其《民法典》将知识产权作为一个独立编纳入其中。《越南民法典》于1995年10月通过。该法典共七编，它们分别是：第一编总则，第二编所有权规范，第三编民事债和民事合同规范，第四编继承规范，第五编土地使用权移转规范，第六编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第七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该《民法典》所采之模式实际上就是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的一种模式。此种模式将知识产权与物权（所有权规范）、债权等平等对待。

    另外，种模式也是徐国栋教授所倡导的。他主持的《绿色民法典（草案）》所采用的模式就是将知识产权法作为财产法下的一个分编（与物权法、债法平行），与《越南民法典》所采用之模式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绿色民法典（草案）》将知识产权法置于财产法下，即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或者无形财产权对待。这种观念与《蒙古民法典》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相似。

    这种模式与分离模式刚好相反。纳入模式的基本理念是：知识产权虽然未能进入罗马法，是一种后生的民事权利，但它毕竟属于私权大家庭一员，与其他早生之私权具有许多的共性特征，因此，应当让它回归。另一方面，罗马法中没有对知识产权作规定，并不是罗马法的编纂者有意想遗弃知识产权，而是因为在编纂《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时，知识产权尚未诞生，既无相关著述，亦无保护之法律规范。[28]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编纂完成前，以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知识产权的影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资料证明知识产权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但初步可以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发端于12、13世纪的欧洲国家，最初以君王的赐令授予能工巧匠们对其特殊工艺以特许权。最早的一部专利法是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颁布的《专利法》，然后是1624年英国实施的《垄断法规》，1709年颁布的《安娜法令》等，直到18世纪末，以美国、法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颁布的专利法、版权法为标志，标志着知识产权制度逐步形成。19世纪末，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等的缔结为标志，标志着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得到了许多国家的重视，而且开始进入国际保护阶段。1967年在斯德哥尔摩成立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标志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已经全面规范化。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知识产权保护从平面状态走向了立体状态，使知识产权与经济贸易正式联姻。

    由此可见，在传统民法典中，不仅《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不可能前瞻一千多年地将知识产权纳入其中，就是《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也难有所为。前者的编纂工作始于18世纪末，成于19世纪初，于1804年开始实施。当时，知识产权制度还处于初生阶段，法典编纂者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刚刚起步，对其整体样态缺乏足够充分的了解，更何况法国编纂民法典的主要动机并不为了全面保护市民的私权利，而是想通过对私权利的保护来达到巩固其革命成果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说，前者之首要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政权，确立资本主义私有制，促使资本所有制顺利发展。[29]后者比前者晚近百年，但是，在后者编纂时，知识产权制度才刚刚为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正在向国际保护发展的起步时期，其整体架构及其法律性质，还不确定。更何况，后者之编纂者师承的是古罗马法中的《学说汇纂》体例，不可能接受知识产权。此外，19世纪70年代，德国处于割据状态，各地的民事立法相当混乱，法律极不统一，各个邦各自为政。[30]而且德国当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非常低，无法形成统一的概念，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模式，因此，其民法典未涉及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