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流动人口高峰的形成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现象也与日俱增。去年全省公安机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六成是流动人口，珠三角地区更达到八成。如何加强现阶段流动人口管理，有效预防和控制流动人口违法犯罪，已成为珠三角地区稳定社会治安的焦点问题。

　　流动人口犯罪特点及原因

　　近年来，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犯罪占总数的80%以上，流动人口犯罪已成为影响珠三角地区社会治安稳定的主要因素。未来15~20年内，珠三角地区将遭遇人口高峰期和新一轮就业高峰期，诱发流动人口犯罪的因素大量存在，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现象将呈高发态势。因此2005—2008年将是珠三角治安治理非常关键和艰巨的时段。

　　当前珠三角流动人口犯罪具有的一般特点是：犯罪主体年轻化、犯罪类型多元化、犯罪时间季节化、犯罪目标随机化、犯罪手段凶残化、犯罪途径流动化。另外，流动人口犯罪还出现以下新特点：

　　大、中城市的社会治安成为社会稳定的焦点;城市边缘区成为流动人口犯罪者的主要居住地点;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团伙犯罪转向跨地区人员结合的团伙犯罪。

　　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众多，许多地方(如深圳、东莞)已形成流动人口多于户籍人口的“人口倒挂”现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可避免会出现流动人口犯罪，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复杂和深层的经济、社会原因，主要是：

　　(一)劳资关系紧张是当前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犯罪和社会治安状况欠佳的最大和最直接的诱因。

　　典型证例是：2000—2003年，佛山市共抓获犯罪人员64469人，其中失业人员有34379人，占比53%。广州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42.3%的人在打工时受到过不法侵害，其中33.7%被克扣工资，24.9%被迫超时劳动，20.1%遭受人格侮辱，7.1%曾挨打挨骂。

　　目前珠三角地区劳资纠纷频频发生，劳动仲裁案不断上升，劳资关系日趋紧张，大批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游动于城乡之间，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隐患。

　　(二)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结构调整，使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产生“第二剩余”，成为流动人口犯罪的潜在原因。

　　珠三角“民工不荒技工荒”的现实，使低素质的劳动力转移领域越来越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以低效率为特征的大量隐蔽性失业人口转化为公开性失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之后的“第二次剩余”扩大了不平等就业和歧视性就业情况，使进城农民成为最容易失业最不稳定的弱势群体。而在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挫折感、被歧视感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容易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心理危机和各种反社会情绪，从而成为潜在犯罪原因。

　　(三)社会身份不平等是引发流动人口犯罪，影响珠三角地区社会治安稳定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决定了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身份差别，他们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就业限制和就业歧视，在日常生活中也受到身份限制和文化歧视。

　　现行体制中的各种制度安排基本上是以户籍为基础的，流动人口基本上被排除在再次分配的体系之外，特别突出的是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

　　流动人口受着社会、文化、制度上的歧视以及自身资源的限制，不能在城市中获得足够而且合法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流动人口处于社会边缘化状态，这必然导致他们与城市社会和城市居民的冲突，对社会治安稳定形成冲击。

　　(四)法律本身存在盲区，流动人口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合理的法律保障，这成为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

　　1994年制定的《劳动法》已不能有效应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一是，覆盖范围小，大部分农业劳动者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二是，没有涵盖流动人口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三是，对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相关规定不够全面和系统。

　　到目前为止，整个社会还没有专门维护流动人口权益的法律，流动人口的许多政治与社会权利被削弱或剥夺。

　　(五)政府制度供给不足，缺少为流动人口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流动人口中出现反体制、反规划的亚文化，成为流动人口影响社会安定的精神上的因素。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机制和就业服务体系严重滞后于城市化发展进程，流动人口所需要的精神公共产品极为稀缺，流动人口中出现反体制、反规划、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亚文化并会扩大其负面影响，产生影响社会安定的消极因素。

　　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的对策

　　(一)改变观念。正确认识农民进城是搞好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和社会治安管理的关键。

　　流动人口问题本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