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在被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汽”)收购四年之后，韩国双龙汽车公司(简称“双龙”)董事会召开会议决定正式向韩国法院提请“回生”流程(相当于美国的破产保护)，同时确定了《经营正常化方案》。董事会之所以做出上述决定，是因为目前双龙汽车的资金已经到了枯竭的边缘。此前，为解决资金链问题，大股东上汽已多次与韩国政府和银行进行磋商，但韩国政府表态，作为WTO成员国，政府无法向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韩国产业银行(KDB)也已正式拒绝向双龙公司提供抵押贷款。上汽提出的结构调整、降低人员成本等举措，则始终遭到双龙工会的反对。

　　对这一事件，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有人从经营角度出发，认为韩国双龙汽车公司是鸡肋，上汽应该果断抛弃之;有人从并购整合的角度出发，认为是韩国独特的工会文化造成了上汽收购的失败。作为一个法学专业人员，笔者关注的角度之一是：跨国并购法律风险的防范问题。

　　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取得海外市场和资源、取得海外先进技术，中国企业已经义无反顾地接踵踏上了海外并购之路;苦于贸易顺差、资本流入和外汇储备的居高不下，政府也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旨在促进国内企业海外并购的政策接连出台。然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之旅绝非坦途，而是必然要面对众多风险。其中与法律有关的风险，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企业跨国并购涉及的法律十分繁杂，跨国并购一般涉及到的法律有公司法、证券法、银行法、会计法、反垄断法、劳动法、外汇管理法等，而且法律关系复杂。中国企业对国外的法律环境的陌生给并购带来了较大的法律风险。由于国内外法律环境的差异，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尤其要注意东道国的某些法律规定，特别是各国对外资并购行为施加的反垄断限制或者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其他法律规制。

　　跨国并购的法律风险，从时间角度大致可以划分为并购前的法律风险、并购中的法律风险、并购后经营期的法律风险。中国企业的管理层往往对并购前和并购中的法律风险非常重视，而对并购后的法律风险考虑不足，而这会对并购后的整合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甚至直接导致并购最终失败。例如，劳工保护问题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遭遇的典型法律风险。中国企业在完成当地投资和海外并购后，常常要根据业务需要对被收购企业人员进行调整或裁减。此时,中国企业应该特别了解当地劳动法规对裁减人员的各种要求，以及雇佣当地人员的比例要求等。如果中国企业无视当地劳动法、对被并购企业人员盲目调整就有可能违法。此外，由于西方国家工会的力量十分强大，对并购后裁员和降薪管制十分严厉，处理不慎就会麻烦不断，严重影响并购的预期效益。同样，排放污水和废气要遵守当地环境法的规定;公司的治理要符合当地公司法或证券法的规定。另外在知识产权、合同管理、会计准则、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也都要遵循当地法律。

　　中国企业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往往低估并购后的法律风险，从而导致并购后出现劳工、知识产权等可以避免的纠纷。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后遇到的经营难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自收购以来，韩国双龙工会屡次抵制中方与双龙达成技术合作，多次罢工示威阻止双龙在中国生产，并要求上汽提高工资及福利。正因为上汽没有对并购后可能遭遇的劳工法律风险做充分的估计及作妥善安排，才会出现目前的窘境。就汽车工业而言，在许多中国企业眼里，要想通过海外投资取得较为先进的技术，显然投资韩国的成本比投资美国、欧洲的成本要低得多。但是，如果将劳资关系问题纳入计算，也许不少企业不如赴美欧投资收购更为合算。倘若在上汽并购韩国双龙之前，上汽经营者了解到韩国2000～2002年间，平均每1000名劳动者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数为111天，日本和瑞典为1天，德国为3天，美、英也不足韩国的一半，或许上汽经营者的并购决定会更加谨慎。

　　在收购海外企业时，我们要特别重视因劳工问题引起的法律风险。因为劳工问题很容易引起政治暴力风险，而因劳工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通常不能向官方机构投保，只能由企业自我防范、自我承担。这不像其它类别的政治性风险，其他类别的政治性风险通常都在各国官方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内，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转移和规避。

　　最后，中国企业应当如何应对跨国并购的法律风险呢?

　　(一)寻求专业支持，实施同步控制。从产生跨国并购的意图开始，中国企业有必要寻求熟悉当地法律法规的专业机构支持，获得及时、同步的法律服务。法律服务不仅在并购前和过程中需要，还要延续到整个海外企业存续期间。并购前通过专业机构了解并购所涉及到的当地法律法规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并购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并购中，专业机构针对并购方案提出法律意见，避免与当地法律冲突。并购完成后，专业机构可以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