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皂剧的情节在现实中上演时，一点也不轻松。

　　“费尽心思地去骗自己的父母真的很痛苦。”赵岩低了低头。

　　这样的生活是大部分同志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尽量地隐瞒家里，自己去过自己的生活，哪怕家人已经猜测到只剩一层窗户纸，却谁也不愿意先去捅破。正如李安的同志电影《喜宴》呈现的父子状态一般“一团和气、各自郁闷”。

　　捅破和家人间的这层窗户纸，在同性恋群体看来，是“出柜”(承认自己的性取向不同)的终极标准。

　　齐卉向妈妈坦白以后，妈妈的第一反应绝望崩溃：“我们家世代清白，你叫我怎么去和外人说啊”。80后的齐卉有自己的理解：“妈妈们第一时间都没想到她该怎么办，反而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想。”

　　正如马忆南所说，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牵涉更多的是社会观念问题而非立法技术问题。　2008年1月21日，一桩情节普通的民事纠纷案却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

　　杭州市余杭区法院在这一天开庭审理了一起因同性恋引发的扶养费纠纷案。主审法官的话让这个案子的意义变得不再寻常：同性恋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益，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社会的宽容。最终，法庭判决支持了同居一方支付另一方扶养费的请求。

　　“同意！”在面对记者“你们觉得社会对待同性恋是否越来越宽容和理解时，赵岩、陈宇、张莹、齐卉和同志中心负责人阳光齐刷刷地一致表态。

　　这5个在都市里当着白领、甚至事业上称得上优秀的年轻人，对于社会的支持和法律的保护都表示了一直强烈的关注与期待。

　　在陈宇看来，现在即使有人反对同性恋，他都可以接受。“因为现在至少已经有一个环境可以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歧视，而是社会对他们彻彻底底的忽视。

　　“如果法律上对我们有一个‘第一步’的认可，我相信爸爸妈妈们也会更容易接受和理解我们不喜欢异性的现实。”年纪最小的齐卉说。

　　然而面对“法律的出台也许亦正在等待父母及社会的理解”反问时，5个年轻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只有在实现了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无差别对待之后，才是立法上考虑同性‘家庭伴侣关系’乃至同性婚姻合法关系的时候。”马忆南强调，中国亦不可能直接通过立法承认同性婚姻，我们不能期待用超前立法来倡导社会进步，法律只能是社会进步以后的产物。

　　■延伸阅读■

　　1991年，安徽省发生一起女性同性恋者同居的案件。当地政法部门和公安机关难以对此定性，遂逐层上报至国家公安部。公安部的答复为：“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本案具体如何处理，可与检察院、法院等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1997年新《刑法》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6章第160条的“流氓罪”条款。尽管法律上没有明确同性恋行为就是“流氓罪”，但当时大部分地方的司法审判是按“流氓罪”来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新《刑法》取消“流氓罪”，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一个标志。

　　2000年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涉及同性恋名誉权案件的终审判决中，撤销了一审判决中“同性恋目前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性变态行为，不被公众接受”的判词，从司法审判的角度第一次为同性恋“平反”。

　　2001年4月20日，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前者被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