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下一步的改革，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是用短期的权衡代替长期的机制设计。比如说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比如说城市化应该怎么做，再比如资本账户应该如何开放。还有，我始终认为我们的财政和地方分权要有一个重新集权的过程。中国应该像个现代国家那样做，但是在重现集权的过程中又必须不影响市场经济。这几个制度的完善和变革都有一些短期利益的考量和长治久安的考虑之间的权衡。

　　不过，我们要认识到，改革和制度变迁就要是要妥协、要过渡，比如双轨制，比如各种实验，但是，重要的是，这些妥协、过渡和实验，最终都应收敛聚焦到一个远景目标。如果不能聚焦到一个长远的目标，那将会是我们最大的风险。总体来说，如果做得好，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有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我们的机会。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减少风险上贡献我们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本文为楼继伟先生在《比较》杂志、清华经管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 “发展与转轨中的制度”研讨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