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中国道歉会上，章男被指责为“说了一堆废话之后走了，连媒体提问也是被事先安排好了的”。

　　有人呼吁，丰田召回问题必须“政治化”，这体现了政府及监管制度对商业的制衡力量。

　　作家林达也站出来发表文章：质检总局公布了“进一步收集丰田车质量问题热线电话”，而热线就是丰田客服中心，回说“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厂家”。这好比我跟我老板的老板投诉我的老板，结果我老板的老板说你的意见已转达给你的老板，他会跟你联系。

　　丰田在中国的召回一度被日方描绘成一种“施舍”，声称在中国没有发生过突然加速案例。但上述浙江工商局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他们了解到，在丰田召回的RAV4车型之前，有哈尔滨车主已经遭遇过突然加速事故，且这辆车已经自燃，此事发生于章男道歉会之前的2010年1月8日。

　　除了召回数量、车型有别，中国消费者受到的待遇也有反差。在美国，丰田提供“上门召回”服务，并对驾车返厂召回的消费者补贴交通费用，汽车修理期间提供同型号车辆使用。而在中国，车主只能自驾至4S店完成维修，还有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

　　除了RAV4外，尚有其它国外车型都相继在华爆出过安全门。这些未列入此次召回中的车型如何解决，是一个更加遥远的话题。

　　“只召回RAV4，是因为这款车在美国造成了一家四口身亡的事故，臭名昭著，不召回说不过去。”在何国婷看来，中国对召回宽松的法律规定是遭到丰田不公对待的根源。

　　2004年10月1日，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是我国汽车召回的主要法规依据。但规定仅停留在部门规章的层面上，规定的最高行政处罚数额仅为3万元，在美国，因为有法律保障，最高罚款可达10亿美元。该规定对于发现汽车存在缺陷，隐瞒不报也不召回的情况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我国刑法也未对发现缺陷产品隐而不报的情况规定相应罪名。

　　可能的结果：加大投资?

　　丰田可能会通过对中方转让一些技术，或者在华设立配件制造工厂等形式，安抚中方。

　　据何国婷分析，丰田并不会被浙江方面的维权拖入美国市场上的召回漩涡。而且，碍于现有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维权的复杂性，中国方面很可能会接受一种双赢的解决方案：让丰田在中国商业危机演变成了一次基于合作上的政治交换。

　　在章男的北京道歉会上，一汽和广汽两大合作伙伴都派高层出席了现场会，但均没有发表任何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