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在中国古代，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经济交往关系中，如买卖契、借贷契、租佃契、雇佣契、家产分书契等;有时也出现在非经济交往关系中，大自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盟誓、协定或条约，君臣之间的“丹书铁券”，社会基层中的乡规族约，小至民间收养继承人的养子契，夫妻结婚的婚约、离婚的离婚书、放妻书，解放奴婢的放僮书、放婢书，家长临终前的遗书，甚至民间结社的条规、社约等等。

　　在探讨契约与契约关系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时，人们往往比较多地注意到西方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法国的《拿破仑法典》等。其实，中国是世界上契约关系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对于契约的认识与运用，远比罗马《十二铜表法》中第六表法的规定要早得多。

　　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国家就有了一些对契约的界定，如《周礼》中就有“四日听称责以傅别、”“六日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等的规定。取予，是指财物所有权由一方给予、一方取人的转移，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则应以书契为凭。宋人王昭禹解释说：“载于简牍谓之书，合而验之谓之契。”书契在卖买交易中又称为“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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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使用简牍书写的时代里，总是将交易内容和双方的约定一式二份同时写在简牍两边，中间也大写一些文字，然后从中间破别开来，两家各得其一，检验时两片验之，中间两半文字相合称为契合。这种书契长形者称为质，多用于大型的交易;短形者称为剂，多用于小规模的交易。像这类当事人在契书上手书文字，或刻画印痕以为鉴证者，又称之为“傅别”、“符别”，或称之为“莂”。

　　傅别与质剂，在实际的功能上，都是一样的，都起着防伪凭证的作用。所以汉代的郑玄说：“傅别、质剂，皆今之券书也。”从西周人们对契约书的细密分类及其称呼已不难看出，中国早在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已有契约制度的建立。

　　我国现存最早的契约，是3000年前镌刻在青铜器皿上的一批有关田地的契约文字。1975年在陕西岐山县出土的《卫盉铭文》，即西周《恭王三年(公元前917年)裘卫典田契》;《五祀卫鼎铭文》，即西周《恭王五年(公元前919年)裘卫租田契》;等。契约主人将契约文字刻写在盉、鼎等铜器皿上，是为了使契文中规定的内容得到多方承认、信守，按照三件契文通用的语言，就是要使契约的主人裘“卫其万年永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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