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父母之外的监护人与未成年人父母的义务及民事责任相同，但却没有未成年人父母的权利，加之没有有效的监护监督机关，因此在实践中产生出滥用监护、怠于监护等很多问题;

　　民法通则规定，在没有自然人充当监护人的情况下，由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从实践中看，企业、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等组织各有其专职，又各有其难处，客观上很难履行监护职责。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孙英伟认为，我国应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废除在没有合适的自然人作监护人的情况下，由单位、村委会、居委会或民政部门充当监护人这种形同虚设的规定，可以考虑设立一个专门机构作为公职监护人，也可以考虑将孤儿院、福利院选定为监护人。同时，应设立专门的监护权力机关。

　　“监护权力机关是代表国家处理监护事宜，并对监护行使监督权的专门机关。”孙英伟说，它主要负责任免、更换监护人，在非父母充当监护人的情况下，对被监护人的重大事项，如被监护人的就学、就业、重要的财产处分等作出决定，并有权对所有监护人的失职行为或滥用监护权的行为采取制裁措施。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可以考虑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机构，如监护法院，统一负责处理监护事宜;再由民政部门和社区相结合行使对监护的监督权。

　　华北电力大学法学院刘志军同意设立专门的监护监督机构的观点，但他认为，这一机构应是一个独立行使法律所赋予职权的福利性行政机构。在我国，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新成立的“救助站”，都不具备行使这种权利的专门性。

　　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律研究会理事杜立建议，应考虑对“监护不力”承担的法律责任做详细的、操作性强的规定，以强化立法的预防功能。

　　“对不适合担任监护人的，应依法剥夺其监护权，并按照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原则及时为其指定新监护人。”孙英伟补充道。

　　杜立说，同时，应加快研究制定以保护未成年人的福利为宗旨的未成年人福利法。对涉及未成年人生存、健康等问题作出规定，并设专章，对未成年人中的弱势群体如孤儿、流浪儿、残疾儿童、被遗弃被虐待的儿童、家庭破碎和生活极端贫困的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对那些生活极端贫困的未成年人，应由福利院抚养，以体现“国家监护”的原则。

　　对于情况较为特殊的服刑人员子女的监护问题，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雪梅建议，“人民法院在对父母判处刑罚之前或同时，应根据不同情况，指定孩子的代养人或监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