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见，债权让与契约无效时，其本身并不产生什么责任问题，一切应视原因关系而为决定（日本学者于保不二雄先生见解相同），否则将与其无因性、处分性不相协调。

　　另外，在为合意时，因让与行为系处分行为，让与人应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但受让人通过让与契约取得债权，乃纯粹获得法律上之利益，故依合同法第47条1款，其只要具有限制行为能力即可。但债权让与行为往往都有原因行为作基础。受让人虽无能力独立订立诸如买卖这样的原因行为，但买卖等原因行为无效，并不影响其受让债权之效力。受让人所取得之债权，应当依照不当得利予以返还（注：王利明《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221；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与高教出版社，2000年版，页355，皆未指明返还之法律基础何在。）。但此种不当得利返还之基础在于合同法第58条（与民法通则第61条相若），还是在于民法通则第92条？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余取前者。其理由容当另文详述。

　　4.债权应当具备可让与性（Abtretbarkeit）

　　债权原则上具备可让与性，但合同法第79条对此设有限制，即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即当事人间有禁止让与约定pactum de nom cedendo），以及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这样的债权不得转让。然违反第79条而为之债权让与契约，其效力如何，则不可一概而论。其中违反禁止让与约定的，只要让与人有处分能力（Verfügungsmacht），原则上应为有效。因为禁止让与约定，乃对于某行为准许或可否（Dürfen）之限制，处分能力之限制，乃对于能力（Konnen）之限制，两者有所不同。倘处分能力受限制，则于相关情形，当事人根本不能处分。倘仅为禁止处分或让与之约定，当事人违反此约定而仍为处分，其处分仍属有效，惟让与人对债务人依据该约定，原有不作为义务，故须承担违约之赔偿责任，自不待言。

　　5.其他条件

　　合同法第87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转让权利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又债权让与契约之生效，是否以通知债务人为必要，吾国学者佥肯认之。余则谓不然，详后述。

　　二、债权让与契约之法律效力

　　1.债权之移转

　　债权让与之首要的法律后果，在于债权之移转（ubergang der Forderung）。根据《合同法》第79条，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地移转。在债权全部移转时，受让人（即新债权人）取代了让与人（即原债权人）之地位。由于债权仍保持其同一性，故债权仍保留其原有的缺陷（Schwachen），如因债权之性质所决定之短期时效。因此，债务人对于让与人的所有抗辩，可以对抗受让人（合同法82条）。另一方面，债权仍同时保有其利益和强度（Starken），甚至在强制执行或者破产的情况下，就债权人还可以主张附属于债权人的优先权（die Verzugsrechte）。（注：参照德国民法402条2款。）

　　2.从权利，尤其是担保权利随同移转

　　根据合同法第81条，随着受让人成为新债权人，其同时也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其中包括违约金债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利息债权等。而担保物权和保证债权乃为从权利中尤为重要者。由于这些权利都具有从属性（akzessorisch），因此担保权乃追随被担保之权利（das sichernde Recht richtet sich nach der zu sichernden Forderung）而移转。

　　关于担保权之移转，我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也有涉及。《担保法》第22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8条除了明确保证债权随同主债权“同时转让”（准确地说，应为同时移转）外，对于担保法22条所谓的“约定”及其效力更进一步予以明确：“但保证人与债权人事先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禁止债权转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这实际上是赋予保证人与原债权人之间的约定以绝对效力，但不得影响主债权转让之效力（这主要就禁止债权转让的约定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