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视听资料的制作与马克思主义时空观

　　视听资料作为独立的证据形式与其它物证、人证等证据并存，必然凭借科学技术手段以及代表先进生产力水平的技术设备，经过一定制作和载体才能形成，这种制作又与目的、意识、人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人既有单独的人本身，又有集合概念的主体。法律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要说生产力的内涵众所周知就是指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也应随着生产力水平高低而变化。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国情的高度概括，集中地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先进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三个代表”仍将显现时代的推动作用。因此，每个人和其集合体都必须与时俱进。当然，人作为视听资料形成的客观主体，司法实践充分证明：视听资料作为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且以新型证据形式单独存在，来源渠道有：（1）公民，指与案件关系不明确或者是无关人员，他们往往受其职业所限，经意或不经意制作成反映法律真实的视听资料，如影视记者、摄影记者、摄像记者等。（2）企事业单位、社团、其他组织，他们为维护国家、社会或本单位合法权益，逐步运用科学技术设备获取视听资料向司法机关提供，如车站、码头为了相对杜绝违禁物品进入本站、码头安装监听器械；机场、海关、港口为防止武器、毒品、带菌商品等入港安装计算机以取得的视听资料等。（3）诉讼当事人、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原、被告、利害关系第三人，刑事诉讼中的自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被告人，均可运用简易录音、摄像等设备得到视听资料。这些视听资料尽管有时所采取的方式、手段不合法或者说采信度不高，但它毕竟能反映部分法律真实。如新婚姻法实施后，不少离婚当事人即受害人利用该手段收集到其夫（妻）、恶意插足的第三者客观事实即偷情时的语音、动作、形象等，从而保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包二奶”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得以遏制。（4）司法机关，公、检、法机关在侦察、审理过程中，根据案情需要，安装窃听器、摄像设备等获取犯罪预备、实施、未遂、既遂等法律真相，对惩治犯罪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上述四种渠道，前者属于当事人主义取证说，后者属于职权主义取证说。两者的效力由于各自的目的、动机不同，当然其效力亦不尽一样。基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空观启示我们：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过程。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运动的物质总是作为空间系统和时间序列而存在的。所谓空间，它是指运动着的物质广延性和方位性。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然而具体的物质形态的空间和时间特性不是特殊的、有限的、相对的。主要表现有二：第一，不同物质形态各有其特定的、有限的空间性和时间性；第二，具体物质形态的空间性时间性随着物质运动的变化而变化。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种类也不例外，当有着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纵观人类历史上关于证据的理论与实践，亦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其中仍是由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其一，从神证据-法定证据-自由证据-新型科学证据无不打上科技的烙印。在较长的历史时期，物证司法活动的运用一直处于随机和分散发展状态。直到18世纪以后与其相关的科学技术才逐渐形成体系和规模，物证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才显得越来越重要。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各种以人身识别为核心的物证技术才层出不穷。由此必然引起证据审查手段、审判方式、法官素质和诉讼证据学的变革。采用传统的方法收集、判断涉及科学技术的证据已显得乏力，且困难重重。同时，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口密度逐渐加大，经济交流频繁，案件剧增，司法机关超负荷运转。逼着你变革证据的审查手段，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因此，以科学技术为前提的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运用，毫无疑问有一变化、发展过程。开始不仅不被人们所重视，反而会产生种种怀疑。如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DNA遗传基因鉴定技术，被称为“世纪审判”的美国“辛普森案件”过程，在出示“DNA”遗传基因检验结论证明现场手套上的血迹同辛普森的血型、血酶一致时，就引起陪审团人员的诸多疑虑。当然，这种由低级到高级阶段的过程与空间的广延性和方位性、时间的持续性和顺序性是息息相关的。其二，如前所提到的职权主义取证说，总认为公、检、法机关采取科学手段、方法获取视听资料可信程度大、可靠性强、在较长时间和空间，司法实践中也持这种观点。但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与运用，作为单独的人本身和其集合体一旦熟练掌握取得视听资料的方式、方法，随着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地位和作用的充分显现，当事人单独与集合体秘密取得视听资料就会被提到重要层面。那种认为当事人制作视听资料容易伪造，作为证据的合法性、可采性较差，亦不容易鉴别，应予否定的观点违背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原理当然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