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经济资源积聚的速度与规模效应越明显，贫富差距越明显。胡鞍钢教授分析说，近十年来，居民储藏额增长了十倍。然而，高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却愈来愈大，1996年城镇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年收入的相对差距为4.1倍，到2000年扩大为5.7倍，前者增加了4140.1元，后者仅增加了107.9元，前者为后者的38倍。2001年度 (福布斯)排名显示：在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前50名富豪的财富之和为100亿美元。而另外一个让人难过的景象是：2000年度，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六省区的年纯收人为1464元。也就是说，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豪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

　　第二，贫富差距现象中，最恶劣的一种结果出现，即被抛人底层的是大多数社会成员，作为社会机制供血者、本应为数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发育。首先，在城市，失业者和隐性失业者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改革以前，国企职工无疑是当时中国社会数量最为庞大的典型中等收入群体。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资源的重新积聚，作为被转制成本所消化的隐性失业人员显性化，丧失了以前赖以生存的稳定经济资源，从而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此外，从农村中游离出来并且不被城市所吸纳的人员也被纳人这个群体。其次，在农村和小城镇，曾一度被视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纷纷落马。劳动力资源被城市经济资源积聚的吸引力拉出本地区，形成了这部分地区的“空壳状态”，在实际意义上使这部分地区成为边缘地带。

　　2.政治资源的重新积聚。政治资源的重新积聚是伴随着强势精英群体的形成而产生的，这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精荚和体制内精英由对立到对话再到整合的过程。90年代中期，随着体制转轨的明朗化，双方在复杂的冲撞磨合中找到了趋同的利益目标，从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话语平台”，双方联盟的基础显露。近年来，全球化浪潮在多元思维方式的推动下日益消弥了个体之间的异质性，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而另外一些有极强经济背景的人(国有企业老总、私营民营企业主等等)则积极寻求政治身份，从而促成了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联姻，强势精荚群体最终形成。这种包含有政治精英的联盟对于政治资源的偏好是具有天然内生性的，而仅此就难以阻止政治资源重新积聚的强大趋势。不难看出，这种政治资源积聚过程的寻租性与求租性就决定了社会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受众人群的损益不均。广大弱势群体很容易被排除在制度安排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