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民心理预防能力的下降是中国社会保障瓶颈的成因之四。与社会断裂结构下社会资源急骤变迁的相对应的是，社会分层的日益复杂化与社会政策的单向性(向富人群体倾斜)共同存在，经济、政治资源的逐利趋同性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分散性共同存在。处于这样一个多维度而仍在变迁的社会构架中，现实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放大了国民普遍已有的心理恐慌，并进而导致决策的左右摇摆与短期行为。据作者对安徽省蚌埠市100名40- 50岁人口所做的访谈式调查表明，近65%的人对未来没有信心，集中体现在保障需求的难以满足上，其中养老和医疗的风险系数最大。

　　二、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研究

　　诚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我国的国情，特别是一些长期遗留的体制问题而难以急骤拓展。但在我国目前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进一步分化、入世后必须纳入新规则的严峻形势下，这更加不应该成为我们保障政策长期试而不定、反复迂回的借口。实践证明，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一部试错史，一些明朗化问题的长期积淀必定会随着风险的日益扩散而使转制成本更加不可收拾。因此，有必要从理性的、负责任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社会保障问题作出相应对策。

　　1.确立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保障理念。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理念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改革前，我国计划模式下的高福利、低工资保障政策强调极端的公平与高度的均衡性。而随着改革后市场经济理念的确立，效率替代高度均衡而体现出极端独大性。表现在社会保障的基本定位上，片面强调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表现在社会保障对于社会分化的整合方面，不是缩小了分化和差距，而是加剧了整合难度;表现在社会保障的政策研究上，效率优先的经济学研究视角正日益弱化社会保障的功能。因此，要想确立公平的价值取向，首先必须纠正基本的认识偏差。要强调的是，直到现在，理论界还有一股膜拜智利社会保险全面私营化和世界银行“三支柱方案”(政府资金、个人帐户、商业保险)的热潮。在一味强调智利模式是效率模式的同时，却没有认识到中国并不具备实行智利模式的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在一味推祟“三支柱方案”的综合体系时，却没有认识到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得不到确立的条件下，企业年金、商业寿险等不仅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只能加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乃至同一行业之间的保障分化，并且它对政府承担责任和发挥家庭功能也存在着误导。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要求决定了效率优先的保障理念并不符合制度的本义，必须确立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保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