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唐书》卷52《食货志》载陆贽言说：

　　仁君在上，则海内无饿殍之人，盖以虑得其宜，制得其道，致入致歉乏之外，设备于灾沴之前耳。魏用平粜之法，汉置常平之仓，隋氏之制，始创社仓，终于开皇，人不饥馑，除赈给给百姓外，一切不得贷便支用，每遇灾荒，即以赈给，沴则随事借贷，不饥则录事分颁。富不至侈，贫不至饥，农不至伤，籴不至贵，一举而数美具，可不务乎?

　　由此可以看出：唐人关于常平仓的思想及其常平仓制度虽源于前人，但它足以说明，唐人对于常平仓在社会保障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唐代统治者对常平仓的设置和管理比前代更加重视。除了大量设仓外，还广置常平轻重本钱，内容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积米，粟，布，帛，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估价而收之。”[2](《新唐书》卷52《食货志》)用以保障人民的生活。政府还扩大常平之法，赈贷给农民耕牛和种子，如：贞元七年，“以关辅牛疫，存者十五六，遣中使市以给之”。[5](《册府元龟》卷105《帝王部·惠民》)和贞元十九年七月，贷京畿百姓麦种，[5](《册府元龟》卷105《帝王部·惠民》)以维持社会再生产的稳定和延续。

　　据《通典》卷十二《常平义仓》记载，天宝八载全国常平仓贮粮为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平均每州万余石。朝廷有丰厚的仓本，对于调节粮价，保障农民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起着重大的作用。

　　义仓出现于隋。开皇五年(585年)，工部尚书长孙平上书指出不能只靠强宗富室家道有余者“出私财”赈济，认为“经国之理，须存定式”，首次提出国家赈贷制度化的问题。他建议：

　　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7](《通典》卷12《食货十二》)

　　贞观二年，戴胄上“请建义仓疏”之后，唐代正式设置义仓。《旧唐书·食货志》叙述置仓经过说：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相戴胄上言曰：“……今请自王公以下，爱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理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