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保障作为保证社会经济安全运行的公共措施，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由于市场提供社会保障的缺陷，应该由政府向全体公民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而二元结构的城乡社会保障，使得城乡劳动者在社会保障消费上存在着严重的排斥性和竞争性，恰恰与社会保障的性质背道而驰。此外，农业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弱势产业，我国农民的生产又是以户为单位，具有相当大的分散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风险也在不断提高，这决定了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并且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这种依赖性就越大，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将农民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二)从国民社会保障权利角度来看，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是宪法赋予农民的一项权利。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显然，这里所说的公民也包括农民在内，农民也应向城市居民一样，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应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向他们提供社会保障保护。退一步讲，即使在社会保障享受程度上有一些差别，但农民至少应该具有保障自己基本生存的权利。

　　(三)长期以来，农民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

　　可观的资金积累。在重城轻乡、挖农补工的政策背景下，国家通过对农村产品市场的垄断，利用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将大量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据统计，1952—1990年，我国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剩余积累额总计11594.14亿元，平均每年300亿元，其中75.1%来自剪刀差。然而，工业化的收益几乎为城市居民所垄断，即使投资于农业水利方面，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解决城市和工业用水问题，农民为国家提供积累的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为居民的福利，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农业在为国家提供积累而承受重负的同时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在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中，只有少数用于农业扶贫和社会救济;在农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上，国家没有承担责任，这对农民是很不公平的。农民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牺牲和贡献，理应得到一定的回报，国家理应对农民的保障利益损失做出一定的补偿，应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四)从分配角度来看，政府向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保护，能够减少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地位不平等，最大限度地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标。众所周知，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充当社会的“安全网”或“减震器”，这一功能是通过社会保障对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始终高于农村居民，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农村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民收入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迅速下降到1983年的1.82倍;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这个倍数又逐年攀高，到1994上上升到2.86倍。此后又有所下降，到1997年下降到2.47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再度快于农村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000年的2.79倍，已经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最新的统计资料表明，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2%，快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的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上到升前所未有的2.9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