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记述了一个尿毒症患者家庭从小康跌入赤贫的故事。从1997年至今8年多来，患者的丈夫和儿子用举债、下跪乞讨等方式，顽强地与噩运抗争，努力维护着患者的生命。去年，可怜的丈夫在心力交瘁中撒手人寰。目前，月薪只有800多元的儿子独力承担着母亲每月数千元的医药费。十年前的小康之家，已然负债累累，困苦看不到尽头。

　　这样的消息严格来说并不是“新闻”。在全国，这样的患者和家庭绝不罕见。那么，问题是，从基本的道德逻辑出发，对这样的不幸者，他人有没有必须救助的理由?对这样的家庭，社会或政府有没有责任或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进一步说，有没有从制度上法律上拯救这类病人及其家庭的可能性?

　　很久以来，对“看病贵”和“就医难”，对因病返贫现象，人们大多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某些利益至上的医疗机构，指向不成功的医改，指向医保制度的不完善。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批判指向由于经常陷入某种无法自解的困境，而显得缺乏力度：比如，政府部门一个经常使用的辩解理由是：全包全揽的公费医疗，国家难以承受;而医疗机构也在辩称：应用新的医疗技术和新药，本身成本就比以前高出许多。

　　应该说，从当前的情况看，这些理由成为有关方面抵挡批评时相当有力的一个盾牌。于是，人们经常能够看到，医疗机构是如何冷漠地面对着某些患者的哀号，一些家庭是怎样因为一场疾病就陷于困苦的深渊。但是面对这样的不幸世相，人们往往只能洒一掬同情之泪或尽些绵薄的捐助，对政府及医疗机构的那些道义要求，往往由于只是基于同情心的理由，却缺乏完整的合理性逻辑支撑，而显得不那么有力，从而效果一直也不太明显。

　　其实，从人道和普遍正义的观念出发，应该大力申明的一点是：救助贫穷的患者，让每一位患者都得到人道的救治，让每位患者的家庭不是因为出现了一名病人就陷于无边的贫困，是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普遍正义的必然要求。就像诺贝尔奖获得者何塞。萨拉马戈所强调的那样，在普遍正义存在的情况下，理应“不会再有一个人因饥饿或无力医治的疾病而死亡。”

　　这一理念，应该作为我们制订医疗(以及扶贫)政策的逻辑依据。从这个基点出发，显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不必、也不能要求政府将所有的病人都包起来，但那些贫穷家庭的病人，政府是要管的;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一个底线的要求是：如果一个病人已致使家庭陷于贫困，已经使病人陷于缺医少药的地步，则政府和社会就应承担起相应的救助义务。至于对有自救能力的富人的救助，应该在完成对穷人的救助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