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民事诉讼上的证据形式有证人证言、书证和实物证据等三种。在证人询问方式中亦采用交叉询问方式，与美国质证方式上有类似之处。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中一般实行法官主导的询问方式，当事人对证据范围的划定很大程度遵循法官的建议，而是否采取交叉询问的方式则完全听凭法官的自由裁量。相比之下，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证据法上的活动范围超过英美法系国家。比如在德国，其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有五种：询问当事人、询问证人、鉴定、书证及勘验，对证人的主询问和交叉询问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开庭时对证人的询问是法官的事，并由他主导证人询问的全过程，律师工作仅限于证人提名。但这种把证人的询问完全“信托”给法官的方式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诉讼偏见的风险 [11]。

　　日本现代的民事诉讼法是以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德国为主要模式，又部分地吸取了美国法律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模式发展而来。日本民事诉讼程序中运用交叉询问方式也就是情理之中。同时，日本法官享有释明权和发问权，拥有法官询问的指挥权。通常情况下是由申请证据的当事人进行主询问，然后由对方当事人进行反询问，待双方当事人询问结束后，法官进行补充性询问。如认为必要时，可随时进行反询问或在主询问时准许对方当事人进行反询问。日本兼收两大法系质证模式的长处，以达到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结合，既充分发挥当事人在质证程序中的积极作用和能动性，又恰当地运用法官的职权作用于庭审，有值得借鉴之处。

　　(二)我国的质证范围和方式

　　在我国，质证的范围应遵循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七种证据：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并将质证的范围限定于上述法定证据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质证不仅限于提出的与实体有关的证据，而且包括主张的与程序有关的证据，这应是不得被忽视的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

　　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的质证，首先应在法庭上通过对其制作者、提取者、收集者的询问来考察其作成的真实性及过程的合法性。其次，就这些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有关联性，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对制作者进行询问来达到。

　　证人证言则可直接由双方当事人询问证人来实现质证的目的，从而揭示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和证明力。然而，虽然立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有作证的义务，但，由于对证人作证缺乏法律保障，并且对不作证没有相应制裁措施，导致证人不敢作证、不愿作证、作伪证的情况屡有发生。因此，在庭审上对证人进行直接询问并未得到切实落实，使得当事人只能对证人形成的书面材料进行质证，言词辩论原则的实现缺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