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是共同犯罪还是单独犯罪，证据存疑，难以划分的时候，也应从有利被告人方面去认定。例如，王某雇请李某、孙某、刘某到昆明市运输毒品，每粒得报酬70元，李某亲自到汽车站接送孙某、刘某，并将用避孕套包装好的毒品海洛因予以分配，由3人各自将毒品吞入体内。3人在昆明期间的乘车费、住宿费均由李某负责支付。3人在某市国际机场被公安人员抓获。李某从体内排出毒品42粒，净重342克;孙某排出70粒，重5835克，刘某排出58粒，重489克。一审法院认为，李某、孙某、刘某为共同犯罪，李某在案中起组织、指挥作用，体内藏毒的数量虽然比孙某、刘某少，但罪责要比孙某、刘某大。鉴于每人体内藏带毒品的数量大，故分别判处李某、孙某、刘某死刑。二审法院审查后认为，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共同犯罪，且李某在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李某的罪责比孙某、刘某大，那么对李某的量刑就应当比孙某、刘某重，不宜不分轻重都判处死刑;在本案中，如果有组织指挥者，就应当有主、从犯，对从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在划分罪责的时候认定为共同犯罪，但在量刑的时候又认定为单独犯罪，致使责任证据处于“两可选择”，即既可定共同犯罪，又可定单独犯罪。但从量刑角度看，认定共同犯罪对第二号、第三号被告人有利(可不适用死刑);而认定为单独犯罪，即不利于第二号、第三号被告人(都应适用死刑);本案有共同故意，也有共同行为和共同消费，至于是否共同分成没有结论(在毒品排出前被捕)，认定为单独犯罪的证据不足。因此，二审法院最后认定，本案为共同犯罪，李某为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孙某、刘某为从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8.主要犯罪证据可以认定，但离“铁证”、“铁案”的要求仍有差距的，在量刑上也应留有余地，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例如，张某与牛某(在逃)共同出资22000元购买毒品海洛因，张某通过电话与云南毒贩“小范”联系购买毒品，并将购毒款汇往毒贩指定的银行账号。张某与牛某共同雇请“小妹”(在逃)到云南将毒品带回广州交给牛某，牛某将毒品带到张某家中交给张某，张某将毒品藏于枕头底下，即外出联系毒品买主。与张某同居的女友杨某为了避免别人发现毒品，又将毒品藏入床下的皮箱内。公安人员抓获张某、杨某，并在张某的住处查获海洛因400克。一审法院认为，张某贩卖毒品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毒品数量大，没有法定的从轻情节，遂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张某死刑。二审法院审理后却认为，张某贩卖毒品的事实有张某在公安人员侦查期间的交代、汇款到云南的凭证、女友杨某及同乡贾某的证言等，应认定张某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但从“铁证”、“铁案”的要求看，证据尚有一定的缺陷，仍未具完全的排他性，未完全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张某贩卖毒品的主要证据是凭张某翻供前曾作过的有罪供述，没有证据证明张某曾贩卖过毒品，同案人牛某、“小妹”又在逃，致使一些必要的证据欠缺。故此，二审法院认定，张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但在量刑上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