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经济的分析方法，对是否应在民法中适用物权行为理论作一个比较。认为总体而言，应当采用物权行为理论。通过对当事人的有效违约的默许，以及及时分配制度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给社会整体带来更多的利益或者减少损失，达到交易效益最大化。但应当指出，物权行为理论中，对第三人行为的限制空白，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正是其理论长时间备受争议的焦点，需要我们在接受物权行为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

　　关键词：经济分析；物权行为；独立性；形式主义；无因性

　　所谓物权行为，有学者认为，是以物权之设立、移转、变更或消灭为目的的法律行为［1］；有学者认为，是指发生物权法上效果的法律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其本身的意思表示即为物权行为，应以登记或交付为生效要件［3］。其实，物权行为理论最早由德国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著名罗马法学家萨维尼在1840年出版的原著《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提出。他写到：“私法上的契约，以各种不同制度或形态出现，甚为繁杂。首先是基于债权关系而成立的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并有广泛的适用。交付具有一切契约的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的现实交付，另一方面也包括转移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因此，物权行为应当是以物权合意作为要件的，以交付、登记为基本形式的，与债权行为相独立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理论应当在承认物权行为基础上，贯彻独立性原则、形式主义原则、无因性原则。

　　物权行为理论自诞生之日起的一个多世纪中，一直争论不断，且非议甚多。冯基尔克提出：“如果我们勉强的将单纯的动产让与分解为相对独立的三个现象，的确会造成学说对实际生活的凌辱。” ［4］德国著名学者Heek基于利益衡量方法论认为，在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中，难以理解买卖行为中包括着三个行为，有悖于国民的朴素感情。同时在立法上也是不经济的。因为民众不理解，需要培训法官、律师，导致立法方面的成本增加，故立法不经济。［5］同样，在国内亦是争论激烈。梁慧星先生在《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一文中认为：“我国现行法不承认物权行为，以物权变动为债权行为之当然结果，并以交付与登记为生效要件。［6］孙鹏先生认为，物权行为理论将出卖人的所有权请求权转化为不当得利请求权，无可争议的损害出卖人利益，牺牲交易公正。［7］肯定说却认为，物权意思客观存在，可以解决物权与债权在变动中的不同。［8］因此，只要承认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就必须承认物权行为［9］。上述学者，大多数从法理上对物权行为理论进行探讨，试图仅从理论逻辑上得出一种结论。事与愿违，无论哪种观点，都或多或少的遗留逻辑的漏洞，予人一柄，从而导致争论的反复，无法最终得出一个很好的结果。本文在展示前人争论的基础上，试图从经济分析角度，通过讨论与分析物权行为理论真正的价值，挖掘决定法律理论的经济基础，从而为物权行为理论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一、独立性原则的经济分析

　　萨维尼指出，私法上的契约，包括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并以“交付具有一切契约的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肯定了物权行为的存在。同样，许多学者认为物权行为不同于债权行为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内容不同，债权行为以在当事人之间设立债权债务关系为内容，而物权行为则直接以物权的设定、变动为内容［10］；第二是效力不同，债权行为发生、变动、消灭债权债务关系，物权行为设定、变动、消灭物权［11］；第三是有效条件不同，债权行为应以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作为其条件，而物权行为不仅应满足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同时还应具备让与人对让与标的物有处分权的条件［12］。但从否定的方面考虑，首先，所谓构成契约的交付仅仅是一种事实，只有与债权行为结合才有特定法律意义［13］。交付的本质是实际占有的转移，而实际占有的转移并不当然的导致物权的变动。例如租赁合同中，尽管交付标的物，也不会引起所有权归属的变化。第二，“物权合意”没有逸出债权意思之外。以买卖合同为例，由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出卖人获得价金的所有权，受买人获得出让物的所有权，可见当事人从事所谓物权行为的内容，同样也会成为债权合同的基本内容。因此，基于同一交易行为表征的二次合意在内容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正常情况下，两者的内容应该一致或基本一致［14］。第三，物权行为之所以产生设定、变动和消灭物权的效果，是建立在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基础上的。如果采用法国的意思表示主义，物权的变动，自合同订立之日起发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物权合意的效力；同样，在债权形式主义下，债权的订立是物权变动的基础，并以交付、登记作为其生效的要件，也一样可以达到物权行为理论期望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