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学的发展一方面表现在法社会学的兴起，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法经济学对传统法学的挑战。对物权制度的功能分析，也意味着要分析物权经济学含义，以揭示物权制度与经济绩效或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揭示物权制度在整个社会中功能。对物权制度这一功能的揭示，回过头来可以进一步地指导物权制度的设计。

　　一、物权制度的经济学解析

　　1.物权含义的经济学解析

　　在民法或物权法中，我们时常将物权定位在对特定物且为有形物的排他支配权上。可以说，在法学家的眼里，财产形态表现为各种形态的物，有形的物（土地、汽车等）和无形智力成果、标识、信息等；因这些物本身的性质不同，分别成立所有权、知识产权或难以归类的排他权利等。甚至传统的物权法将物权客体限定在有形物上，没有有形物，就不存在所有权或整个物权制度；对物本身的研究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对物的权利的研究。

　　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新视野。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财产是一组权利，而不是权利指向的物本身：“是这些权利的价值决定交换价值” ，而不是商品或物的价值决定交换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使经济学关注的重心从商品交换，转变为权利交换—经济学已经“侵占”到传统法学家的“领地”。

　　经济学家认为，“财产是一组权力。这些权力描述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他可能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范围。” 他们甚至把财产定义成“法律制度”，它把一组关于资源的权力分配给人们，也就把在资源上的自由给了人们。

　　虽然法律即是以权利为核心的，但是法学家似乎更注重权利的客体，而不是权利本身；相反，经济学家则是撇开客体差异，而直接将财产定位在权利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2.物权（产权）“内部化”功能

　　在法律上，所有权的权利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客体物本身的自主支配权，即自由地行使对其财产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排除他人干涉其行使的权利。两种权利密不可分，或者说后一种权利只是为前一种权利提供安全保障，使财产所有权人对于其权利行使结果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或保障。

　　经济学家德姆塞茨（Demsetz）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所有权或财产权（property right）的一个功能是将财产所产生的外部因素（Externality，又译外部性）内部化。外部因素的存在是因为内部化的成本要超过其所得收益。当内在化的所得大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是为了使外部性内在化。下面我们来解释这样一种理论。

　　这里的外部因素包括损失或成本，收益或非财产利益。理想的财产制度安排被认为所有的外部因素都被内部化，没有“外溢”。象鲁滨逊那样一个人的世界，即不存在外部性问题。因为在这样的世界中，他种植作物的收获或采集果实的全部由其一个人分享，没有外人侵占其成果。实际上，这个时候根本也就不存在财产权。任何一种外部因素均产生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人类社会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外部因素，才有必要确立财产权。

　　现在，我们以农村集体土地利用方式变革为例，说明产权外部因素的内部化功能。

　　（1）承包制：劳动成果的因素内部化

　　在计划体制下，农村土地的利用是以行政村为单位在村干部的指挥下集体劳动、年终分红的。在这种劳动方式下，衡量劳动多少的是时间（工分），凡是出工一天者为10个工分，每10个工分即可获得同样多的收入（年终分红）。但是，在同样的时间里，每个人付出的劳动对最终收入的贡献是否一样，则不得而知。撇开劳动者智力、体力、经验等的差异，即假使劳动者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同样的劳动时间，付出的劳动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在锄草，有的人可能只敷衍了事地触及表皮因而不能有效的锄掉杂草，甚至将庄稼锄掉。这样，经他锄过草的庄稼，就要比他人的减产。这种偷懒或“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在集体劳动中大量存在；尤其是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和衡量标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这种出工不出力的后果不是由他一人承担，而是年终时由所有的人承担。对偷懒者而言，他付出的劳动少，而他得到的相对于不偷懒者要多（对他来说是合算的）。这种偷懒行为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行为。每个人都在想让别人承担自己偷懒的行为的后果（损害），而获取他人勤奋诚实劳动的后果（收益），即这里存在着大量的外在化现象。这种现象的普遍，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导致劳动效益低下，导致分红时出现负效益（一年到头，分不到收益反而要倒贴），最终导致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