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采物权行为理论的立法，自然不存在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或者说，不存在“负担行为”的概念。而“处分行为”也当然不能成为法律行为的一个种类。不过，这并不妨碍理论上对“处分行为”这一概念的使用。亦即在债权意思主义以及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之下，“处分行为”这一用语可以被用来描述“以权利之得失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或者事实行为”，如买卖、租赁、抵押、质押、债权让与等合同行为，以及权利的抛弃等单方行为，还有消费或者损毁财产的事实行为等。

　　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不同的立法体系中，“处分行为”之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实质对于“无权处分”概念的使用和效果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

　　依据德国法，负担行为的效果仅在设定请求权，并无导致物权得失变动之功能，所以，行为人对有关财产是否享有处分权，并不影响负担行为的效力。换言之，由于负担行为的全部作用仅在完成对债权或其他请求权的设定，并不涉及既存权利的实际处分，故其不发生“无权处分”的可能。在“出卖他人之物”的情形，出卖人之不享有出卖物的处分权，不影响买卖合同（负担行为）的有效性，仅只影响物权行为（交付或者登记所表示的物权变动意思）的有效性。因此，所谓“无权处分”，仅只适用于物权行为而不适用于债权行为。与此同时，德国法上的“处分行为”并非仅仅是对行为“目的”的描述，而是对行为本身（即行为内容）的描述，故行为人是否享有处分权，方可成为决定行为效力的重要因素（如动产交付行为不仅包含让与人处分财产的动机，而且直接构成转让财产所有权的活动）。在这里，所谓“无权处分”，是对处分行为的法律评价，之所以需要此种评价，原因在于该行为所生之效果中，包含直接引起权利变动之可能性。

　　在不采物权行为理论的立法，所谓“处分行为”所描述的事项，首先也在当事人处分权利之行为目的。如在买卖行为，双方签订买卖合同的目的是变动标的物之所有权，故可称其为“处分行为”。但此种“处分行为”是否直接包含变动物权（处分权利）的活动，亦即其行为本身是否包含直接引起权利变动之效果，或者说，“无权处分”的判定有无实质性意义，则依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在债权意思主义的立法，标的物（特定物）所有权依买卖合同成立而发生变动。为此，买卖合同不仅以处分权利为目的，而且直接引起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故法律必须对该处分行为本身进行评价，以确定其应否产生该种效果，换言之，如果出卖人并无对标的物的处分权，则法律不可能对该买卖合同作出肯定性评价（否则，在买卖合同生效即发生物权变动的前提之下，一方面，出卖人对标的物无处分权不影响买卖合同效力，另一方面，无处分权的出卖人不可能将标的物所有权有效地转让给买受人，两者必然发生逻辑冲突）。在此，“有权处分”与“无权处分”便成为判定处分行为有无效力的基本依据，而“无权处分”作为对处分行为性质的确定，其价值便与德国法上的“无权处分”对于物权行为性质的确定完全相同。

　　但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买卖合同的效力并不包含引起物权变动的效果，此种行为之所以亦可称为“处分行为”，不过是因为此种行为以转让所有权为目的，因此，出卖人是否具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对于买卖合同的效力原则上不能发生任何影响，亦即出卖人是“有权处分”抑或“无权处分”，并不能直接成为判定买卖行为效力的根据。而当“无权处分”不具有对此种“处分行为”的性质判断功能时，“无权处分”这一概念便丧失了存在的必要。质言之，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至少就买卖、租赁以及抵押权或质权设定等合同行为，根本不应存在法律行为意义上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