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中间法”立场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其次，某些“中间法”在允许脱离物所有人请求返还原物的同时，或者限定其返还请求权行使期间，或者规定所有人须向善意受让人支付其购买脱离物的价款。显而易见，“中间法”虽然申明其保护脱离物所有人的立场，但并不打算将此立场贯彻到底。如果说，前述第一种做法尚有平衡所有人与善意受让人利益的意旨的话，那么，第二种做法则纯粹是法律上的虚伪：在购买遗失物或者盗赃物的情形，价格的基本正常应当是受让人善意的重要证据。既此，令所有人向善意受让人支付价款而取回原物，于所有人当徒增烦劳，毫无实益：须知，当今工业化社会中，动产几乎都具有可替代性，除少数具有特殊意义的“特定物”（如收藏品、纪念品、信物等）之外，在支付价款取回原物与重新购买同一物品之间，选择前者的应当极少。此种规定貌似对所有人投以关爱，实质上诚心不让其得到任何好处，其真正关心和保护的，仍然是善意受让人！

　　（三）解决方案

　　尽管如此，与其他基于交易安全保护而设置的对善意第三人保护制度相比较，善意取得规则所涉及的道德感情的确更为突出。原因在于，在其他涉及善意第三人保护的制度中（如表见代理等），被法律所遗弃的当事人（如表见代理的本人），其本身也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处于“抽象”状态，而被善意取得制度遗弃的当事人，却是特定财产的所有人。较之某种抽象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所有权更为具体和强烈地表现了人的尊严。为此，侵犯所有权与侵犯某种无物质表现形式的抽象财产利益，能够更深刻地伤害权利人的法感情。

　　与此同时，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如果说，在委托物被无权处分的情形，所有人的信赖被辜负所激起的社会同情尚不至过于强烈的话，那么，遗失物尤其是盗窃物的所有人的遭遇，则通常会博得更多的社会同情。这是因为，盗窃（包括抢夺及更为严重的抢劫）直接伤害人们的正义情感，且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盗窃行为的受害者，而“销赃”行为的恶劣性，则使此种“交易”本身就带有邪恶的特征，所谓赃物购买人的“无辜”，常常值得怀疑。因此，在赃物购买人与受害人之间，社会同情心理的天平，自然地会向受害人倾斜，此时，占有公信力亦即交易安全保护之说服力，显得极其孱弱。而这正是多数国家采“中间法”立场的根本原因。

　　应当承认，虽然“中间法”立场在寻找其理论根据时，巧妙地改变了逻辑起点（从占有的公信力变为道义的伸张），破坏了规则的一致性，同时也未能设计出真正科学和简便的法技术措施，但其对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在法律效果上的区分，却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我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应当是使问题复杂化，同时，法律必须坚持其逻辑起点和进路的一致性。因此，一方面，应当坚持交易安全保护胜于个别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确定动产善意取得原则上适用于一切得交易之动产；与此同时，应当区分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但区分的目的不在于使其产生善意受让人权利取得上的不同效果，而在于确定受让人之善意应具有的不同标准。质言之，严格规定脱离物（尤其是盗赃物）受让人之善意的构成条件，尽可能使其不能主张善意取得，以使交易安全的保护不致因走向绝对化而严重背离人们的法感情。

　　事实上，在采“中间法”立场的立法，其本身在确定脱离物受让人之“善意”时，就采用了较之委托物受让人更为严格的标准。

　　关于委托物受让人的善意，仅《德国民法典》设有定义性规定，即受让人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动产不属于让与人所有者，即属善意（第932条第2项）。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就何谓善意存在三种解释：一是认为只要受让人不知让与人无让与之权利，即构成善意，其有无过失，在所不问； 二是认为受让人之善意指其不知让与人无让与的权利，是否出于过失，固非所问，但依客观情势，于交易经验上一般人皆可认定让与人无让与之权利的，应认为系恶意； 三是认为受让人所谓非善意，指明知或可得而知让与人无让与的权利。 而新近学者通说，则认为应当参考前述《德国民法典》第923条之规定，将善意解释为受让人不知让与人无让与权且无重大过失。而如何判定受让人是否为善意，应斟酌当事人、标的物的价值及推销方式等因素综合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