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比较赞同梁慧星课题组提出的对策：把登记机关设在县级人民法院，做到登记机关的统一和与行政管理权的脱钩。登记簿上的记载事项（权利的归属、他物权的设定等）在产权争议的案件中往往作为至关重要的证据使用，登记机关设在县级人民法院就免去了当事人取证的麻烦，免去了法院调查取证的麻烦，方便了诉讼，也节约了诉讼成本，利于办案效率的提高。另外，笔者认为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登记机关设在县级法院，必须把不动产登记工作与审判工作严格区分开来。登记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权利人提供登记服务，颁发不动产权属证书，管理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簿的问题，在中国很多人认为不是很重要，而是权利证书更重要。这是本末倒置了。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是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当其与登记簿记载的不一致时，以登记簿为准。因此，登记机关理当对不动产的登记簿进行统一管理，维护登记的效力。

    （三）未规定一物一权原则

    物权法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公示、公信原则以及区分原则，但没有规定一物一权原则。一物一权原则又称物权客体特定主义，是指一个物权客体应以一物为原则，一物之上不能设立两个以上内容相冲突的物权。这是各国物权法普遍承认的原则，我国物权立法亦应坚持这一原则。其理由在于：1、从物权人对标的物的支配上看，如果一个标的物上存在多个物权，各个物权支配的方式不同，支配在时间上相冲突，又达不成共识，那么，物权的内容就难以实现。物权人的需要不易得到满足，违反物尽其用的原则；2、从交易安全角度看，物权客体特定、独立，便于公示，使法律关系明确，有利于交易安全；3、从保护权利方面看，一物多权，无法划分每一个权利所作用的相应客体，权利归属不明确，不利于对其保护。[2]

    在近现代社会，因现实生活之需要，出现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财团抵押、企业担保等新鲜事物，而且得到了法律的普遍承认，有的学者提出一物一权原则已经过时了。[3]笔者认为，形成“多物一权”与“一物多权”的现象，表面上与一物一权相悖，实质上是一物一权原则的发展和灵活应用。按物权法原理，只有具备特定性和独立性的物才能作为物权的客体。依据传统的民法观念，物的特定性和独立性是从物理形态上加以判断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物的特定性和独立性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是以一般社会观念、交易观念及法律概念加以确定的。就是说，只要从法律角度看，于交易中可以被认为具有特定性和独立性的物，都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至于该物是否具有物理上是特定性和独立性则无关紧要。[1]所以出现了某些在物理上原应为一独立物，而在法律上可以确定出各个独立部分时，则就各个独立部分分别设定物权。例如，土地原为一体，可以通过其坐落位置和四至范围，将其分割为若干具有法律上特定性和独立性的土地，产生多个物权。再如，建筑物如果可以形成数个独立使用的空间，则被区分的空间就具有了法律上的特定性和独立性，可以成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客体。同时，某些在物理上为多个独立物，而在法律上将其集合为一体时，就该集合物可以设定一个物权。例如，财团抵押和企业担保。

    总之，无论是将一个独立物区分为若干个独立部分，还是将若干独立物集合为一物，都因具有了法律上和交易上的特定性和独立性，而成为多物或一物。看似“一物多权”或“多物一权”，实质都是一物一权，是一物一权原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

    [1] 马俊驹/梅夏英《不动产制度与物权法的理论和立法构造》 《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第74～85页[2]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则建议稿》检察日报正义网 2003年1月13日[3] 周林彬《物权法新论——一种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2页[1] 参见《法国民法典》第516条《德国民法典》94 条、《日本法典》第86 条、《瑞士民法典》第655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