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制度本为避免自由刑之弊端而设，因此，对于撤销缓刑、恢复原判自由刑的执行应持慎重立场。应将撤销缓刑作为最后手段使用，只要有其他手段足以惩戒被缓刑人时，就不要轻易撤销缓刑。我国也应建立缓刑的“延长考验期”制度，对于轻微违反缓刑条件的罪犯，并不立即取消其缓刑资格，而是立足于挽救犯罪人的目的，先通过警告、延长考验期等途径，给其一个改正的机会，只有对违反程度严重或再犯罪的被缓刑人才撤销缓刑。这样规定富有弹性，给被缓刑人留有一个缓冲的余地，有利于促使他们悔过自新，也可促使有关考察机构注重对被缓刑人的平时考察，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三）假释制度的改革

　　1、 完善假释的实质性条件

　　我国刑法第81条第一款对假释规定的实质性条件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同缓刑的实质性条件一样，“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样的措词略显生硬，它可能使人们产生这样的认识，即如果被假释者在考验期内又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的，就“反证”了假释决定是错误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监狱和法官在假释适用上倾向于保守立场，从而影响了假释的适用率。笔者认为，可考虑删去“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用词，同时进一步将假释的实质性条件予以细化。建议将假释的实质性条件修改为：在服刑真诚认罪悔罪、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学习和劳动，一贯表现良好的；或者年老体弱，丧失作案能力的。从上述表述当中，自然可以得出罪犯因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其人身危险已经明显减弱、假释后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极小的结论，在具备假释适用的其他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即可适用假释。

　　2、 修改假释的禁止性规定

　　新刑法第81条第二款增设了一个对假释适用的限制性条款，即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适用假释。此规定体现了立法者注重社会防卫的价值倾向，但对于此类罪犯一律不得假释的做法是否科学，值得商榷。不可否认，累犯和严重暴力罪犯相对于普通罪犯而言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但这些人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性质等各有不同，其危险性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采取一刀切的禁止假释的做法，不利于调动这部分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进程。笔者认为，应当修改上述规定，由司法人员根据此类罪犯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适用假释，体现区别对待的原则；同时，应当在立法上对此类罪犯的假释条件作更为严格的规定，如提高最低服刑限度，延长考验期限，强化考验期内的监督管理等，以在保障社会安全与争取罪犯早日回归社会之间求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