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不良政治。不良政治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不良政治对违法犯罪所起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是指不良政治对犯罪的错误反应是未能有效预防犯罪的原因之一。

　　不良政治对犯罪的错误反应就是指公共政策对犯罪的错误反应。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或政党就社会公共事务或社会问题所采取的方针、策略、法令、措施等等。从犯罪学的角度说，公共政策就是作为决策者的政府在对付犯罪方面能够做什么和选择做什么。好的公共政策就是好的犯罪对策。犯罪经济学的兴起促使人们重视公共政策与犯罪之间的联系，提醒人们要运用公共政策来对付和解决犯罪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在犯罪预防的理论和实践中，公共政策的作用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得到充分的发挥，具体表现在公共政策与犯罪对策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配套，仍旧是两张皮，各自运转，没有针对性；犯罪对策仍然是被视为与公共政策不相搭界的一套独立的措施体系；对付犯罪仍然被视为仅仅是警察和司法机关的事情；刑罚仍然被当作控制犯罪首先的和主要的手段。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也不例外。虽然我国很早就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这是非常有创意的、正确的举措。但在实践上，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工作上的不科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没显示出它应有的效果。首先是认识上的原因，我们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界定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各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并提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的工作范畴，强调打击综治的首要环节，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通过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然而我们至今不知道实行综治是党委、政府的一项政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项法律。各级党委、政府都在例行公文中称贯彻“两个决定”，然则法律的实施和政策的贯彻显然是不同的。而把打击作为综治的首要环节更直接导致了多年来“严打”不断，“严打”经常化，现在甚至提出要考虑“严打”制度化的问题。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严打”的性质必然内在地要求它是针对某一区域、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的特殊治理手段。把“严打”工作经常化和把日常工作“严打”化是一样的，必然要导致实施者长期处于一种非正常的工作状态，结果是会反过来影响了实施者的积极性和“严打”的效应。实践表明，尽管“严打”声势有助于提高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增强安全感，但从重从快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并不能起到有效遏制违法犯罪的作用。我们的政府看到了前一个优点而持之不放，情有独钟，但这显然是认识上的一种偏差。其次是我们工作方法上的不科学。综治的口号提出来了，但在实施中，综治首先被理解为就是“严打”，然后在打不胜打的情况下，又提出了“打防并举，预防为主”的策略，实施了一阶段后出现了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的局面，现在又提出了“打防并举，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的口号。这个过程说起来是一个认识过程，而实际上是指导思想、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因为在提出综治这一概念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已经是定好了，只是我们没有去组织实施好。但是这已不在我们进一步讨论的范畴了。

　　不良政治的另一方面是指不良政治给违法犯罪的示范作用，即腐败问题。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很长时期普遍存在的，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败，而在转型期国家表现尤甚。我国作为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这方面也颇有表现。目前，我国以贪污受贿为代表的职权型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污染社会风气，从远华走私案、到慕马案、再到陈希同、成克杰、胡长青、李嘉廷等高官案件，级别之高，范围之广，数额之大，件件令人震惊，远远超出普通百姓可以理解的范围。美国法官布兰迪斯提出，“政府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以身示教的教师，不论教好教坏，它总是以自己的楷模行为引导整个民族。”也如亨利·斯蒂尔康门杰所指出的，“政府官员的越轨行为，可以为其他形式的越轨树立榜样。”（美）道格拉斯《越轨社会学》，河北人民出版社87年版。这类罪行，不仅使国家和公众利益受损，而且破坏既有制度和各种规则并导致社会运行状况的恶化。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周围的环境既是给他启示，也是给他压力，使他们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于是在公职圈内造成了恶性循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的大量出现，使他们对政府和各种政策的信任和遵从度下降，不仅各种政策受到人们的怀疑以至不满，社会赖以存在的健康的社会心理基础也受到侵害，道德滑坡、公民意识淡漠和责任感缺乏等现象普遍形成，各种反社会行为大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