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参见《中国法律年鉴》1987年—1988年版。）

　　（注：郭翔：《中国大陆青少年犯罪趋势研究》，载《青少年犯罪研究》1992年第8期合刊，第61页。）

　　（注：郭翔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首卷），春秋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55页。）

　　从以上统计资料可以看出，从1972年到1981年，犯罪总的态势呈上升趋势。1981年达到建国以来刑事立案数的最高峰，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青少年犯罪高峰期的最顶峰。随着国家生活及社会生活逐步走向正规，从1982年开始，犯罪出现下降趋势，1983年以后，下降的幅度较大，犯罪高峰逐渐消退。

　　从1972年至1987年这16年间社会刑事犯罪的最大特点，是青少年为犯罪率上升。据公安部提供的资料，这一时期25岁以下的青少年刑事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作案成员的比重，在城市为70%至80%，在农村为60%至70%.（注：郭翔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首卷），春秋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55页。）据天津市统计，1974年青少年犯罪人数占到全市刑事犯罪人数的73.4%，1977年上升到75.9%，1978年又上升到78.8%，1981年达到81.9%.（注：郭翔：《中国大陆青少年犯罪趋势研究》，载《青少年犯罪研究》1992年第8期合刊，第60页。）据北京市统计，1977年青少年犯罪人数占全市刑事犯罪总人数的78.8%，1978年上升到79.8%，1981年为79.9%.（注：郭翔：《中国大陆青少年犯罪趋势研究》，载《青少年犯罪研究》1992年第8期合刊，第61页。）

　　这次青少年犯罪高峰中，不仅犯罪案件数量增加，而且犯罪性质及其危害性的严重程度也为以前所少有。比如1979年9月9日上海市发生了震惊全市的流氓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和侮辱妇女的“控江路事件”，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扒掉一位女青年的衣服，肆意侮辱、摧残达数十分钟之久，围观者达一、两千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再如1980年10月29日在北京火车站旅客候车室二楼走廊发生了爆炸案，1980年8月12日北京中国故宫博物院发生国宝“皇后之宝”被盗案，1983年10月，长沙发生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被犯罪分子盗走沙、绢、漆、铜等珍贵文物30余件案，以及一些地方发生的流氓团伙公然抢劫商店，强奸、轮奸妇女，劫持飞机、轮船、汽车，以疯狂的行凶杀人、伤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等等。一时间，有些地方的职工不敢上班，妇女不敢出门，社会公众的安全感甚低。正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课题组所指出的，犯罪分子“目无国法，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结伙起哄、寻衅闹事、聚众斗殴、掠夺财物、打家劫舍，追逐调戏妇女，强奸轮奸妇女，胆大妄为，无恶不作，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注：俞雷主编：《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青少年犯罪的突出特点就是团伙犯罪严重。全国各地均出现一批青少年犯罪团伙，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甚至数十人，有的团伙竟拥有成员上百人。他们称霸一方，为非作歹，实施各种犯罪活动。正因为如此，打击团伙犯罪成为当时刑事斗争的重点。

　　据公安部门统计，1983年夏季开展的为期三年的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共查获强奸、抢劫、盗窃、流氓等类犯罪团伙19.7万多个，（注：俞雷主编：《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查获和处理团伙成员上百人。在三年“严打”期间，全国共抓犯罪分子170余万人。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1983年8月至1986年12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140余万件，判决人犯172万多名。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包括死缓）的占39.65%；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免除刑的占59.65%；宣告无罪的占0.7%.（注：俞雷主编：《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犯罪严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