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次社会转型，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和都市社会转型。但由于社会的历史原因，中国这次的社会转型有着许多独有的特点。其中主要是：从经济关系上说，从单一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向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关系转型；从经济模式上说，从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从利益主体来说，从平均型的低收入（即所谓“大锅饭”）向收入拉开距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过渡到共同富裕的转型；从国际关系来说，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程来说，中国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由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而是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又向信息社会转型，如此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是一种较为独特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而这种社会转型又是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古老国家进行的。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社会等各个层面上，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广泛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人际关系都发生剧烈的变化。传统的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模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如果说常规的社会转型使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转变为竞争型的工商经济及高流动的都市社会，使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难再适应已转型的社会，而在新的价值观念及社会规范尚未完全确立之前，社会解体和文化解体现象必然产生，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迷乱是导致犯罪行为增多的话（注：参见（香港）车炜坚著：《社会转型与少年犯罪》（增修版）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8月版，第1页。），那么，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比起常规的社会转型更为复杂，变化更为剧烈。因此，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伴随着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出现犯罪的浪潮。从社会发展角度，这乃是一种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一种合乎规律的并且较为普通的现象。当然，最理想的模式是社会转型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而犯罪减少。中国某些地区也呈现出这种情势。但从全国范围看来，中国经历如此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处于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要想避免出现犯罪的浪潮，将是困难的。毫无疑问，解决犯罪，不能采取中止社会转型、恢复旧的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和体制的办法，而只能是在坚定不移地实现社会转型的同时，不断改革社会控制机制，将犯罪的增长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幅度之内。

　　研究和实践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犯罪控制，比传统社会的犯罪控制难度大得多。为了有力地控制社会转型时期的犯罪，中国采取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战略。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3月2日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的决定》中指出：“社会治安问题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必须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为此，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协调政府各部门、司法机关和各方面社会力量，切实贯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各项措施。

　　在社会综合治理的总体战略指导下，近几年中国采取了以下主要控制犯罪的对策。

　　（一）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其中尤其是严厉打击各种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流窜犯罪、涉枪犯罪。实践证明，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始终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非如此不足以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不足以发扬正气，不足以严肃法纪，不足以鼓舞和支持群众参与犯罪控制，因而也就不能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在依法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积极开展预防犯罪的工作。“控制犯罪，重在预防”。目前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战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比如在全民中尤其是青少年开展道德教育、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使大家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国家法律，抵制和预防犯罪。同时，倡导健康文明的文化娱乐活动，不断开展“扫黄”斗争，查禁各种淫秽物品，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减少色情文化和暴力文化的诱发犯罪的作用。2.切实解决失业、待业及贫富不均的问题，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妥善安排城镇人口的就业，解决生产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职工的生活困难，是保持社会安定和减少犯罪的必要措施。目前，全国有8千多万流动人口。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教育，发挥其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抑制流动人口的犯罪，是各地采取的重要对策之一。3.加强和改革学校教育，促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克服学生的厌学情绪，减少中小学流失生；广泛开办“家长学校”，改善家庭教育，减少少年儿童离家出走和流浪，并对有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开展以社区、家庭、学校相结合的帮教工作。实践证明，凡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开展得比较好的地方，青少年犯罪率就低。改革和发展工读教育，使处于犯罪边缘的中小学生及时得到有效的帮助和教育，改正错误和不良品行，完成九年义务制教育，并成为有用之材。中国现有工读学校近百所，从1979年以来教育学生10万余名，绝大数都转变好。实践证明，中国的工读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防线。4.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这是控制犯罪的基础性防线。加强社区防范，诸如建立门卫制度，邻里守望制度，设立固定岗亭和社会治安巡逻队，密切警民关系，并在城市街道加强警察巡逻，以增强居民的安全感，及时扑灭犯罪。据1991年统计，全国城乡共有社区治保会1，251，028个，治保小组2，519，151个，共有治保人员1，3336，177人，从而构成最基层的群众自治性质的社区治安网络和社区志愿治安力量，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了犯罪。建立社区帮教组织，吸收家长、教师、基层政府人员、民警、居民委员会人员以及离退休人员和其他志愿者参加，对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进行帮教，并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工作问题，促其改过，停止继续违法，避免犯罪。武汉市有3万多名帮教人员，每年平均对1万名失足青少年开展帮助教育，改好率在80%以上。这是一项有效的群众性的参与预防犯罪的制度。5.及时调解民间纠纷，避免矛盾激化，减少犯罪。研究表明，约有80%杀人、伤害是由一般的民事纠纷引起的。继承和发扬人民调解的优良传统，对于预防犯罪有着重要意义。据1994年统计，全国城乡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1，009，407个，调解人员9，997，616人，调解民间纠纷6，123，729件。其中包括家庭、邻里、债务、财产、一般斗殴、轻微伤害赔偿等，防止了约10万件纠纷激化，避免了一些人的非正常死亡，并预防了由民间纠纷激化而导致的犯罪。在社会转型时期，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是加强中国控制犯罪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6.严格各种管理制度，包括财会制度、物品管理制度、凶器枪支弹药管理制度，以及旅客携带物品的安全检查制度等。这对于预防犯罪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199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并于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在不断开展的“严打”斗争中，全国各地进行了收缴枪支的活动，这对于预防暴力犯罪无疑将产生积极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