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是一个类概念，也是一个规范概念。不同种类的毒品具有不同的毒害性，对于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的危险不能说在程度上是相同的。正是基于此原因，我国刑法才在刑法中规定了贩卖不同种类毒品的不同刑罚配置。虽然贩卖各种毒品都对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人民健康造成了迫在的威胁，产生刑法所不能容忍的抽象危险，但是连续犯在客观上要求的是具有犯罪形式的同类性。犯罪的同类性既可以作宽泛的理解，如罪质相同的同一罪名；也可以作严格限缩的理解，如认为连续犯所触犯之数罪名，其构成犯罪之各要素，彼此皆须完全相同，而非只是各罪名的构成要件相同而已〔8〕(P255)。无论是采用宽泛还是限缩的观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贩卖海洛因与贩卖咖啡因能否说是构成要件相同呢？
　　笔者认为，咖啡因与海洛因虽然都属于毒品这样一个类概念，但是其性质和危害程度并不相同。如果把“毒品”作为贩卖毒品罪种的最低或最具体层面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话，那么海洛因与咖啡因之间的区别就像杀人罪中受害人是张三还是李四的区别一样。问题是杀人罪中，受害人是张三还是李四都不影响法定刑的配置，刑法设置法定刑时并不考虑受害人是张三还是李四，只是把这种区分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相对的是，在贩卖毒品罪中，贩卖海洛因与贩卖咖啡因二者间却设置了不同的法定刑，而不同法定刑的设置正是考虑到了毒品具体种类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设置法定刑时是在评价不同的社会危害性而做出的不同设置，此时折射出社会危害性的构成要件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行为类型，那么在立法者看来，作为抽象、一般的构成要件行为类型的社会危害性是固定的，只有在符合该行为类型的具体事实进入刑法视野后，如何在法定刑幅度以内选择宣告刑时才分析该具体事实的具体危害性大小、人身危险性大小。但是，作为法定刑设置前提的抽象的行为类型——构成要件则是法律所拟制的，是一个确定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因此，既然刑法把贩卖海洛因与贩卖咖啡因拟制成不同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类型，并因此根据其毒品种类的不同设置了不同的法定刑，能够说还是同一个构成要件吗？
　　倘若沿着上述的结论出发的话，贩卖海洛因与贩卖咖啡因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构成要件，两种不同的行为类型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理论中也有支持这种观点的，但是似乎并未形成通说。如在对一个连续多次吸食吗啡和海洛因的被告人的判决过程中，曾经有两种相对的意见。该案案情为：某甲染上毒瘾，遂基于概括之犯意，连续多次或吸食吗啡或吸食海洛因以解瘾。第一种观点把吸食毒品罪的最具体的构成要件视为“吸食毒品”，自然把吗啡和海洛因都视为刑法所称之“毒品”。那么无论是吸食吗啡还是吸食海洛因均符合“吸食毒品”这个构成要件，不承认“吸食海洛因”与“吸食吗啡”是两个独立的构成要件。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吗啡与海洛因的种类不同，行为客体也不同，无法成立连续犯。台湾地区司法界大多持第一种观点。参见元照出版公司：《刑事特别法特别刑法篇》，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94页。第二种观点虽然不是通说，但其前半部分则具有合理性，即承认“吸食海洛因”与“吸食吗啡”是两个独立的构成要件，故而认为毒品种类的不同会成立不同的构成要件。只是该说在认定连续犯时，机械地理解构成要件的相同性，并把这种构成要件在形式上的完全一致作为连续关系成立的前提。所以，该说否认了连续犯的成立。这是不妥当的。。但是，尽管贩卖咖啡因与贩卖海洛因的构成要件不同，也并不必然否定连续犯的成立。这取决于“同类性”的具体理解。笔者认为，对于同类性的理解，不应该拘泥于客观、形式上的理解构成要件，而应该站在刑法所追求的目的性基础上进行界定。连续犯本身就是为了诉讼经济和限制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存在的，并非是一种机械的源于客观构成要件构造的推论。因此，“同类性”应该理解得更为宽泛一点，只要在罪质上具有相同的价值和罪名，则可肯定其同类性。是故，贩卖不同种类的毒品，虽然其社会危害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在本质上都是对于人民健康的侵害，且行为方式相同，可以成立连续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