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一桩桩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引发的“重查而轻判”渎职犯罪案件浮出水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查处难以及缘何查处难的分析讨论，正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从本质上看，当前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处难，主要不是立法层面的问题，而是我国人治政治文化传统与行政权力转型的问题，以及已有制度和法律执行扭曲或缺位的问题。文化传统与治理模式对人们思维和价值取向的制约如“温水煮蛙”，虽无剧痛却也足以致命。特别是在整个社会面临结构性变革，而行政权尤其是地方行政权又直接肩负发展经济、维护秩序的复杂职能的情况下，许多问题都淹没在了“行政权本位”和“发展冲动”中而呼告维艰，这一制约因素更显得牵一发而动全身。最能说明问题的便是，虽然“清明的政治是时代的精神”已逐渐为人们所认同，但是在政治文化传统与行政治理模式转型过程复杂、缓慢氛围的浸淫下，社会公众和许多“官”们仍然不约而同地在反腐倡廉问题上产生了关注重心的偏差与错位：只重廉政，却忽视勤政和慎政;只查贪官，却无视“昏官”和“浑官”;只反中饱私囊的腐败，却纵容“不进腰包”的“失职”和“乱管”;只看动机和“出发点”，却轻视效果和程序的合法性;只知改革需要摸索，发展会有代价，却不问摸索是否经过正当决策，代价是否本可避免，如此等等。难怪乎渎职案件一出，往往先是犯罪嫌疑人及其单位的满脸委屈，百般托词甚至抵赖，再就是方方面面的说情与开脱，一切的一切，最后几无例外地就演变成了法庭上的“检法分歧”，在基层尤其如此。于是即便半遮半掩、扭扭捏捏，也总会有那么一些案件被明眼人一眼就发现变了味道，司法判决要么成了“过滤器”，要么成了“洗钱机”，行政渎职和司法渎职“顺利会师”，法律被人私相授受，继而玩弄于股掌之间。法律执行扭曲或缺位的问题，此刻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基层反渎的检察官们纵心有不甘却力有不逮，也只好扼腕叹息，徒呼奈何了。

　　如此说来，是否基层的反渎工作真的就无路突围了?笔者倒也没有这么悲观。法学家们说的没错，法律的威慑不在于处罚力度，而在于查处力度。但话又说回来，查处本身就包含了处罚的问题，查的多而罚的少，反令原本慑于牢狱之灾而不敢作奸犯科者蠢蠢欲动，效果适得其反。当前反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质上就在于不但能查出来的少，而且已经查处来的判的也太轻，刑罚的威慑作用大打折扣。不可否认，以公权力的有效规制和合法行使为核心的法治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传统演变、国民素养提升与法律严格执行等诸多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看，前三个因素是“本”，后一个因素是“标”。人们常常重“本”而轻“标”，期望标本兼治，但这一理想状态却难一蹴而就。笔者看来，在关乎“本”的诸多问题需要漫长、曲折的过程才能有根本性突破且与检察职能相去甚远的情况下，严格执法这一“标”本身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它的存在维系着基本的法律秩序构架，为公众价值观的稳定演变提供了相对明确的评价和引领坐标，也将为实现“本”的突破赢得时间和积累弥足宝贵的治理经验。说得通俗一点，就算难，基层反渎工作还是要想方设法多办案、办好案、办有威慑力的大要案。但问题的关键是，基层检察机关办案有着诸多“斩不断、理还乱”的现实羁绊。这其中最突出的，恐怕就是检察官与法官们一样时刻置身于无处不在、层层叠加的利益钳制与人情包围中了。这几乎也是当下中国绝大多数基层司法机关面临的尴尬和困惑。除非基层检察院的领导有唐吉诃德式的执着与冒险精神，否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单靠基层检察院自身破除这样的羁绊，并“可持续地”办出葡萄串似的丰硕案件，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笔者看来，在反渎工作中加强检察机关的侦察一体化运作，特别是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基层办案的直接支持力度，远比其他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更为重要。尤其要重视的是，在渎职侵权案件判决无罪率高、免罚率高、缓刑率高等“三高”的情况下，加强反渎工作的“二次进攻”十分必要，即对于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罚的渎职案件，上级检察院应当更加积极地支持基层的抗诉工作和自身的审判监督工作，并努力寻求在查处司法渎职犯罪上实现突破，在最适合检察“发力”的环节打断“渎职——人情关系保护——法院判决礼让——审判监督沉默”这一消极循环，强化对渎职犯罪的司法处理力度，宣示法益的不可侵犯性。当然，还有个大前提的问题，那就是中央和最高司法机关对查处渎职犯罪的意志与态度，它关乎整个社会的认识取向和价值评判选择，如能有新的突破，对基层反渎工作当然也是“利好”因素。从日前刚刚一审被判死刑的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一案，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一种方向，一种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