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呼吁，立即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包括北大教授贺卫方在内的5名学者日前通过网络发表公开信。昨天（12日），这一公开信得到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但有部分学者质疑这一“公开信”是“借助媒体的力量来影响司法”。(12月13日《北京晨报》)

　　网络言论说，若是在舆论激流里给邱兴华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则中国法治会前进二十年。其实，为一个罪大恶极的 “杀人犯”的权益而争、以及在这场司法公正性辩论中暴露出的庭审高度行政化之尴尬，已然给了前进中的中国法治一鞭子。无论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这场辩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程序正义的深思已经渐次动摇了“欲杀之而后快”的民意冲动。归于理性的拷问需要我们的司法界一个清晰的回应。毕竟，当年刺杀总统里根的约翰　“欣克利都可以做了司法精神鉴定，何以邱兴华就不能呢？——要知道，这不是法律对一个人的格外开恩和悲悯，而是对一个公民权责的泾渭分明。

　　至于5名学者的公开信，只不过是“民愤”背后的理性声音表达，远够不上“涉嫌妨碍司法公正”的大帽子——法之正义性和正当性，恰恰在于其过程和结果都要经得起精英或者草根的“挑剔”。我们为什么那么急于结案呢？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的生命和灵魂，“以公正的逻辑代替武力的逻辑是法律本质的全部所在”(卜思天．儒佩基奇)。民意多喜于“惩恶”的快感，而法律应着眼于“扬善”的威严。说到底，我们对法律的价值期待长期未曾得以纠偏——法之“惩恶”的意义事实地远大于其“扬善”的效力。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士说：“法乃善良公正之术。”面对再大的“恶”，法律也应一应地保持其天然的“善则”。就邱兴华案而言，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三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发布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七条，要求对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被害人“应当进行鉴定”……这些程序的规范就是法之“善则”。邱案的犯罪事实是无争议的，但在“罪罚是否相当”这个问题上，有无精神疾患就成了关键。司法永远不是趁着民意的东风去“快刀斩乱麻”，而是梳理最大的可能为犯罪嫌疑人争取最多的“善”去抽丝剥茧不厌其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