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3年9月1日在王×被绑架之后，其亲属就报了案。王立华在一审法庭上曾陈述，其在打电话给王×家人索要赎金时对王×的父亲说：翻翻刑法，绑架只要不杀人就没有死罪……。可见，王立华对“绑票”而不“撕票”的法律后果是非常清楚的。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实施绑架，是不是必须杀害人质？
2、上诉人董立民在预审时曾供称（2004年2月5日24:00-2月6日10:00/P15－17），“王立华在临走时说‘我去要钱去，在要钱的过程中如果他（王×）家人报警或王×认出你们来，我就给你发信息办了’；意思就是杀了，然后我们就办”。相类似的供述，董立民还有多次。应当说，董立民的该项供述本身存在着矛盾：
2.1 王立华在拿赎金之前，王×并没有认出来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既然已经离开了，又怎么可能知道其后王×能认出谁来，由他发短信指挥杀人；
2.2 短信“办了”的内容并不能直接反映杀人，是董立民所做的解释；在二审法庭上，董立民虽然依然供认短信的内容是“办了”，但解释为是拿赎金的事情已经“办了”，告诉他们可以走了，是王庆晓起意要杀害王×；
2.3 王庆晓在二审法庭陈述，是董立民接到王立华“办了”的短信后，他自作主张要杀害王×，因为在看管王×的过程中，不喜欢王×对他的态度，而要杀害王×。董立民同时说，是王庆晓要让干的，而且逼迫他一起做。
看来，在杀与不杀的问题上，掌握主动权的并不是王立华，而是王庆晓和董立民。
3、本案涉及所有被绑架的人质当中，除了对王×蒙住眼睛，对其它人质并没有这样。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董立民与王×认识，担心王×会认出董立民。对于其他被绑架的人质，就没有这种担心。如果拿得到钱拿不到钱都要杀人，就完全没有必要蒙住王×的眼睛。既然必须杀掉人质，又何必担心人质能不能看到自己呢？
4、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支队警察陈亮在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接受采访时讲，“他们相互之间尔虞我诈”，并且说“董立民是最初被抓的，把责任全都推向了王立华；在得知侦查单位干警要抓王立华的时候，董立民说‘你们在抓他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给枪毙了’”。董立民的这个态度至少说明：
4.1 在没有抓获王立华之前，董立民还没有供认杀害王×的事实，若打死王立华，他可以隐瞒杀人的事实；
4.2如果真是王立华指使杀害王×，董立民就不必担心能不能抓住王立华；只有在不是王立华指使的前提下，董立民才会希望与王立华死无对证，这样就可以把责任全部推到王立华身上。
5、王立华承认是其指使杀人的口供是怎样形成的，与王庆晓、董立民的供述是怎样形成一致的，对此，由于王立华在预审和一审法庭上照单全收，所以，并没有相关的解释。而其在二审法庭上王立华陈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在抓获王立华之初预审时董立民供述是王立华指使的杀人；王立华出于“义气”承认了；二是长达几天时间不让睡觉，不得已就什么都承认了。前者是否成立，只有看看陈亮的说明就很容易明白；后者从《提押票》记载的时间上也不难得到相应的证实。
综上，本辩护人认为，起意杀害王×的，并不是王立华。王立华在十分清楚杀害人质法律后果的情况下，能否充分证明王立华有没有杀人动机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这种动机是不存在的。做了杀人的准备，也有人质被杀的结果，但与是否受王立华指挥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三、短信息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在本案当中，究竟能不能证明是王立华指挥杀害的王×，短信息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结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就显举足轻重。如下几个问题，提请合议庭充分重视：
1、董立民在预审时供称（2004年2月5日24:00-2月6日10:00/P17），“过了三、四天，一天夜里两点钟左右，王立华发来短信息‘办了’；我就把这事告诉了王庆晓，王庆晓问我是不是王立华出事了，我说出事了，我让王庆晓看了信息；王庆晓说，那就赶紧给他（王×）办了吧。”王庆晓则供认（2004年2月16日17:00-18:20/4）：“我们在小院里呆到第6天或第7天早晨，大约4点多钟，董立民对我说‘华子’来短信了，说‘办了，办了’”。王立华供述，“在拿完钱以后我看到有人开车截我们，我就将事先编好的信息发给王庆晓或董立民了；信息内容不是一个“杀”字就是一个“办”字”。我们知道，语言复述语言未必完全一致，而复述看到的文字，则不应该出现这样的误差。尤其对于一个特定的、认定为指挥杀人的短信息，不但发送和接收的时间各异，内容竟然也不一致。结合二审“翻供”的情况，应当充分注意以下几点：
1.1 董立民在二审法庭上，将“办了”的意思解释为是“拿钱的事情办成了”的意思；这样的解释未必没有合理性；
1.2 王立华在二审法庭上说，所发的短信既不是“办了”，更不是“杀了”，而是“撤”；这个“撤”字从王立华口中还出现过。《法制进行时》对本案现场报道当中，公安人员要王立华去关押吴若甫的地点，王立华随口说让我的人“撤”，我带你们去。看来，这个“撤”字对王立华来讲就是让同案安全，并不必然隐含杀人的内容。
2、王庆晓在供述当中并没有提到自己亲自看信息，其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也是说，“当时董立民告诉我说‘华子’来信息了，说让我们把他杀了。我起来拿铁链子把王×勒死了。”所以，信息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王庆晓并不能证明。所以就短信的内容是否符合二人事先约定杀害王×的条件，完全取决于董立民的理解甚至是曲解。在杀与不杀的问题上，王立华是被动的，而董立民和王庆晓却是主动的。
3、与王立华同车去取钱的唐兴旺提供了与董立民完全相反的供述（2004年2月7日12:30-18:25/P7-9），“……之后从西红门桥下往南苑跑，跑到南苑和东高地路口时，他（王立华）让我停车，说让我等他二分钟。在这之前，我没看他发信息和打电话”。唐兴旺的这段供述，不但否定董立民的，甚至也否定王立华自己的供述。同时也反映出这是对提示性发问的一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