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对河南来沪打工者孙中界而言，所经历的可谓“悲喜两重天”。

　　10月26日，上海浦东新区一改之前的口径，公开承认原南汇交通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的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浦东新区区长姜樑表示，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

　　10月28日，上海闵行区和浦东新区又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受理和登记此前被执法人员查处过的其他案件。消息传开后，不少怀疑遭遇执法人员“钓鱼”的车主陆续履行了登记手续。

　　至此，上海市有关职能部门以自我纠错的方式为孙中界事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孙中界事件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公权力使用和社会治理方式方面的诸多瑕疵，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反思。

　　从近期的舆论风向来看，这个案子受到诟病最大的就是行政执法过程存在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潜在威胁着每一个正常驾驶者的安全，并且严重破坏社会公序良俗。这些，也正是孙中界事件得以把“钓鱼”事件推向极致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根源。

　　而这些诟病，相信是上海身涉此事的行政执法者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作善意假定的话，当初的行政执法者考虑的可能很简单，就是要解决困扰已久的“黑车”问题。在长期的“猫鼠斗”过程中，执法者要想根治黑车难度相当大，这时新的创意应运而生——这个创意的逻辑思路是“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有效证据以完全歼灭敌人”，采取的手段就是目前众所周知的“有奖举报”。而“有奖举报”正是“钓鱼”得以大行其道的始作俑者。

　　很显然，站在行政执法者的立场看，这一创意执法收效甚巨，政绩卓著：媒体报道透露，两年来仅上海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多达5000多辆，罚款高达5000多万元。该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还特别提到，他们已经“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政绩背后，悄然绽放着“恶之花”。据媒体事后报道，一个以“钓鱼”为职业的群体依托行政执法大队而生，并且屡屡把触角伸向无辜的驾驶员。无辜者往往因一些原因而选择了沉默，进而更纵容了执法者和“钓鱼”群体的行为，畸形的“钓鱼”行为遂成为各方谋取利益的有效手段，欲罢不能。笔者了解，上海并非孤例，类似手段全国不少地方都在采用。

　　以违法和违背道德规范的手段来实现设定的行政目标，交通部门并非“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细心的读者就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类似事件，并且也不乏读者有幸成为该类事件的“受益者”。这类事件在被解读为执法部门“野蛮执法”、“违法执法”的同时，更反映了行政执法者在治理社会时的浅层次与简单化。在这个案子中，为了解决黑车难题，上级部门设定的整治目标毫无疑问是“查处XX辆黑车+交纳XX元罚款”。而为了完成这一设定任务，下级执法者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其中就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了“钓鱼”这样的执法方式，从而让这个“恶之花”蓬勃绽放。

　　更进一步分析，“恶之花”盛放恰恰说明了有关执法者对社会科学的不尊重。社会科学也是有规可循的。黑车难题并非凭空而起，黑车出现的逻辑起点是有需求并且有盈利空间。笔者了解，黑车出没时，大多是客流高峰期或晚间，并以郊区为多。选择黑车的原因除了“白车”(政府许可的营运车辆)价高外，大多是公共交通不甚发达的地段。而针对这个原因，如果采取多开设一条公共交通线路或者开一条夜宵线就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打击黑车的另一个原因是，黑车横行对“白车”的盈利造成挤压，从而引起“白车”的激烈反对尤其是白车所属公司的激烈反对，处理不慎可能会引起社会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打击黑车就成为执法者缓解“白车”危机的直接选择。然而，实践证明这一思路不仅未能有效解决黑车难题(比如上海，打了多年黑车，仍屡禁不止)，反而制造出不少不必要的麻烦。那么，如何解决?让黑车有条件准入还是继续采取当前的打击方式?更进一步说，是车辆许可还是继续当前的主体许可?

　　这些问题的提出，旨在给我们的执法者一些参考：在执法的过程中，如何在合法的框架内操作，并且找到更妥善的解决之道尤为重要。当前正值上海迎接世博会的关键时期，任何不良举动都可能给这个大局抹黑，也损害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的形象。孙中界事件绝对是一面镜子，愿我们的执法者在执法时能够时不时地照一下这面镜子，从而减少工作中的瑕疵。从这个角度讲，孙中界事件早一点发生比晚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