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Equilibrium）概念最初源自物理学，意即当一个物体同时受到几个方向不同的外力作用时，若合力为零，则该物体将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后来均衡概念被推而广之，用以表示物质世界中相反力量的对抗与平衡。在其终极意义上，它既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理论概括，又是整个宇宙秩序对立统一规律的反映。我们把这样的均衡分析，扩展到对法律活动及其规律的研究之中。狭义的法律均衡（Legal Equilibrium）即法律供求均衡，是指国家机关强制或意愿进行的立法、司法、执法等活动同人们购买（或遵守）法律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两相适应的局面。法律供求均衡有两重含义：一是法律供给与需求在量上处于均等状态，由此决定的法律成本最低，收益最大；二是决定法律供求已有一整套从立法、司法执法到守法的有序机制，能保证这种均衡持续产生最优行为选择和约束条件。

　　广义的法律均衡则是指法律资源在社会生活中均衡配置的持续状态和目标模式。它具有外部适应性、内部协调性、状态稳定性、力量平衡性以及结构对等性的特点。作为哲学上对立统一规律的投影，法律均衡可以用来分析宏观如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央法与地方法、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微观如授权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构成性规范与调控性规范、奖励性规范与惩罚性规范等的合理配置问题，无论在作为法律基本原则的普适性方面，还是在程序选择与规范设计的可操作性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类社会中法律现象的矛盾本质决定了均衡范畴在法律研究中的适用性及其特殊价值。

　　我们认为，一切法律活动应该以均衡原则作为其最终协调机制和最高秩序依归。其基本意旨在于：

　　首先，均衡是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法律秩序建立和法治活动评价的最高原则。博登海默指出：“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成功地达到并且维持了极端任意的权力与极端受限制的权力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可能永久地保持。文明的进步会不断地使法律制度丧失平衡。通过理性适用于经验之上，然后又恢复这种平衡，而且也只有凭靠这种方式，政治组织和社会才能使自己得以永久地存在下去”。 其次，作为现代法律灵魂的正义理念是均衡原则最集中的体现。按照罗尔斯的看法，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 而要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使“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 再次，权利义务均衡模式是法律理论体系和法律运作过程的核心。权利与义务是法理学中的一对基石范畴，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法律的精神要求权利与义务高度的自觉的统一。通过合理地设定法律权利、义务和责任，防止法律权利彼此冲突，形成权利义务配置均衡的制度化机制，对促进市场经济是有益的。最后，诸多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均体现着系统均衡设计的精思妙想。应该说，现代法律制度中的所有精神原则都贯穿着均衡理念，这可以列出相当长的一个清单：诸如宪法的法律平等原则，民主分权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民法的公平、自愿、等价有偿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罚当其罪原则；等等。

　　总括前述范式基础和范式理论，实际上构成了法经济学范式的“三段式”，即：理性论（理性选择行为理论）——效益论（法律成本收益理论）——均衡论（法律供求市场和均衡理论）。（1）理性论是研究范式的逻辑起点和一而贯之的理论假设。一切法律活动都与主体有关，是主体行为的外在表现。以人的理性选择假设为突破口，对于理解、预测法律行为的特征和结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效益论是研究范式的内在要求与实现途径。法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究法律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途径和方法，进而推动法律创新和法制改革。（3）均衡论是研究范式的评价标准和逻辑终点。法律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调整机制，实现法律制度体系和法律实际运作的整体均衡，无疑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国家的法制建设有巨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