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交易成本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广义上的交易成本常被比喻为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用以指称全部社会“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具体包括协商谈判和履行协议所需的各种资源的使用，包括制定谈判策略所需信息的成本，谈判所花的时间，以及防止谈判各方欺骗行为的成本等。See Oliver Williamson，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 The Free Press，1985，9，19.

　　[24] 参见蒋兆康：《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文版译者序言”，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25] 参见〔美〕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9～137页。

　　[26] 科斯两个定理都是其他学者的总结，科斯本人却从未将定理写成文字。被称作科斯定理的命题或命题组，源于一系列案例，并且充满歧义。

　　[27] R. H.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P14-15.

　　[28] 〔美〕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平新乔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37页。

　　[29] 参见〔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中文版译者序言”，第20页。

　　[30] 姚海鑫：《经济政策的博弈论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页。

　　[31]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32] 参见〔美〕道格拉斯·G·拜尔等：《法律的博弈分析》，严旭阳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3] 参见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导论：从比较法、法社会学到比较法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 法律的边际效益（marginal revenue）是指制定和实施最后一个单位的法律规范所获得的净收益。用公式表示：法律边际效益 ＝ 法律总收益增量 ÷ 新增立法量。

　　[35] 此处“市场”，泛指社会中各种可能的交换和资源配置方式。事实上，即使在最初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也必然存在这种资源配置机制（Institution），并不是直到资本主义时期才有市场，那是对市场制度的误解。

　　[36]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9页。

　　[37] 压制型法律供给是与经济相对不发达、社会分工比较少的社会相联系的，其特征是通过刑罚施加痛苦于个人或剥夺个人的自由、生命、荣誉和前途。刑法为其典型；赔偿型法律供给是与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分工比较复杂的社会相联系的。其特点是使被危害性行为破坏了的社会关系恢复正常。民商法、经济法为其典型。

　　[38] 竞争性法律供给是指法律制定、法律解释和法律执行由多个相互没有隶属关系的生产主体提供，自由竞价，彼此存在替代与互补关系的法律供给形态。垄断性法律供给是指法律制定、法律解释和法律执行由一个生产主体控制，该主体独自决定法律价格，牟取高额秩序收益，并拥有最高强制权力和最后裁判权的法律供给形态。

　　[39] 强制性法律供给是指法律的产生是通过某种权威和强力、强制性地颁布实施的；而诱致性法律供给则是指通过法律“试错”和“打擦边球”，而实现法律制度的创新。

　　[40]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143页。

　　[41]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第50页。

　　[42]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