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全面转型和日益国际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政治文明和宪政文明的深化发展，积极回应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时代趋势，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变革的时代需要创新的理论。波澜壮阔的现代法制建设与法律改革给我们提供了学术研究的“富矿”；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发挥追赶型法制现代化国家的比较优势，展现了做出理论贡献的良好前景。90年代前后，伴随着一大批国外法经济学的著作论文被译介到中国大陆，法经济学崭新的研究视角和精确、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着实令人耳目一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尝试将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深入进行立足于现实法律“问题”的经济分析，做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注释：

　　[1] 法经济学有多种学科名称，英语世界（包括学术期刊、论文、著作、教材、课程等）一般使用“Law and Economics”（“法和经济学”）一词。借助于“and”一词，既未限定学者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又包容了法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领域内诸多交叉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性问题，从而传神地表达出其独有的执两用中的横断性和模糊性内涵，使其“所指”与“能指”相统一。此外，遵从汉语语言规范和对学术界对法哲学、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人类学等“theories about law”一类学科的通称与先例，不加“和”字，言简意赅。从所研究之“问题与方法”出发来划分学科，法经济学既不同于传统的法学研究，又与经济学本身的研究进路和研究目的相区别，其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法律问题和法学研究的现实需要，认识进路、方法以及手段是经济学，研究问题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则是法律和法学。即：法学——经济学——法学，因此不同于“法律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law）或者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常人所谓“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偏重强调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应用，乃是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学科定位，却不为其他非主流的法经济学者所接受。例如卢宾·鲍·马劳伊就认为：“我所理解的法经济学是关于政治权力和稀缺性经济资源分配的学科。这样，任何一种有关的意识形态的观点都应被正确地看作是法和经济学的主题。”See Robin. Paul Malloy， Law and Economic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ory and Practice. West Publishing Co. 1990.

　　[2]〔美〕库恩：《必要的张力》（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

　　[3]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朱红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4] 康德最早提出“我们的时代要求理性必须对自己进行批判”的主张，并撰写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三大批判”书。而黑格尔在谈到哲学（理论）史上相互分歧的意见之间的斗争时说：“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头。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另一个，并且埋葬另一个。”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37页，382页。

　　[5]〔英〕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 载《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中译本）， 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