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济学毕竟还是个新兴的理论学科，它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仍然处于“青春期”。正如科斯在1988年所指出：“在法律和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里，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的许多效应，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是那遥远、艰难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

　　五、余论 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可能贡献

　　纵观国内外法经济学的研究，在经过一个学科间概念移植和初步应用的阶段之后，都面临拔高和深化的双重问题，这也就提出了未来法经济学研究的两大可能进路：（1）在更高和更广阔的视域构建法经济学的本体论框架。即对构成法律本体的权利义务进行深入分析，找到附着在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原则、法律责任以及法律制裁等法律元素之上的经济性特征，研究其机理，确定其完善之途。（2）立足于应用研究和个案分析，实现法经济学研究的实证化和本土化。对于现代法治实践中的热点或难点课题，广泛使用调查访问和数据统计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和应用性研究，实事求是，以得到尽可能客观、中肯的评价结果，揭示出法律运作低效率的“症结”所在，发现多种约束条件下相关法律资源的最优均衡点，探讨法制实践活动低成本高收益的实现规律。

　　法经济学是典型的西方“舶来品”，我们在中国研究法经济学，不能不考虑到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的差别。由于中国法制建设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法学研究）在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以及法律运作模式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因此，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经验或研究结论均非妥当。各国国情不同，法律体系、结构、运作机制也都各具特色，如何将法经济学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法治实践相结合，是中国的法经济学研究者务必慎重对待的。以美国与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差异来看，包括：（1）从对象上看：美国主要是司法取向，局部（如总统令）涉及到立法方面，而中国则是立法取向与司法取向并重，而以立法取向为主，这既体现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方针上，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2）一般说来，美国的学术研究是经济——文化取向的，中国是文化——政治取向；（3）美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4）美国的法经济学建立在一个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土壤上，中国则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整体转型时期。

　　我们需要学习国外的法经济学理论，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不管是多么先进的理论，只有在其逻辑推论和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事实相一致时，这个理论才是暂时可接受的；而如果它和我国的经验事实不一致，则不应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而是进一步去了解我国的法律现实，根据实践和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新理论。也许，这正是对法经济学理论——中国的法经济学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绝好机会。

　　总之，站在新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制高点上，面向蓬勃发展的社会转型与改革潮流，系统梳理现有的法经济学理论资源，恰当选择理论研究视角，运用科学的经济研究方法和法学研究方法，全面构建中国的法经济学学说体系。对于丰富我国法学理论的研究维度，提高法学理论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解释力，增进法学与相关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都有着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面对形势的需要，中国的法经济学研究任重而道远。只有立足于中国国情，瞩目于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才有可能建立法律经济分析的“中国学派”，开拓宽广的学术研究领域。同时还要不断创新理论、完善体系、扩展内容、加强实践，以法律人的不懈努力，为我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