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8页。

    [5] 参见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6]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7] 吴经熊：《唐以前法律思想的发展》，《法律哲学研究》，第62页。当今学者张晋藩先生也认为，礼法历史性的结合是在唐代完成的。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8] 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1998年影印本）第14页以下。

    [9] 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见程燎原等：《法治与政治权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以下。该书列出了西方7国集团政治家的法律专业背景明细表。

    [10]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4页。

    [11]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当然，马克斯。韦伯这里所谓的“合法性”不是指合乎制定法，其含义接近“正当性”。

    [12]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页。

    [13]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页。

    [14]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1页。

    [15]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以下。

    [16] 这种说法经常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特别是法律理想主义的批判。他们认为将法律看作工具是对法治的反动。将法律单单看作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的确是对法治的反动。我们这里指出的法律工具观包含两层含义：法律首先是控制政治国家的手段，其次也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手段。

    [17][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18] 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19] 参见程燎原等：《法治与政治权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也有的思想家准备治国的方案和技术，如中国古代的韩非子就讲治国要“法、术、势”并重，术主要指治国的技术。

    [20] 梁启超：《论立法权》，载《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以下。

    [21] 王云霞：《东方法律改革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以下。

    [22] 参见胡国成：《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23] 《布鲁厄姆演讲集》，伦敦1838年版第2卷第287页。转引自[英]H.L.A.哈特为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写的导言，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1页。

    [24] [英]梅因：《宪法早期史讲义》，伦敦1875年版第397页。转引自[英]H.L.A.哈特为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写的导言，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页。

    [25] [美]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26][美]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